华东师大《世界当代史》习题及其解答(6)

6、简述美国对日占领初期政策的目标。

7、简述日本农地改革的意义。

8、分析1947年日本国宪法的意义。

9、旧金山体制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

第四章：

1、简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主要内容及评价。

1949年秋，苏联保安机关在斯大林指示下突然逮捕了一批高级干部，其中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等。随后，经秘密审讯，于1950年9月，以“叛国罪”将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由于这一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多在列宁格勒担任过领导工作，所以被称作“列宁格勒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的制造是30年代各种冤案的翻版，其目的就是为了把 可能成为斯大林“反对派”的政治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此确保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和“斯大林模式”的稳固。

在政治清洗的同时，斯大林还在理论上制造不可逾越的禁区，用撰写“经典著作”的方式为“斯大林模式”确定理论教条。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以不容商榷的、下定义式的语句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等问题作了论断，从而构建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体系框架和基本观点，并下令以此作为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这样，斯大林用个人的理论权威排除了其他人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索，确立了“斯大林模式”在理论上的唯一正统性。 理论的僵化势必导致实践的封闭和盲目。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提出脱离实际的超阶段发展目标。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尚未完成，斯大林就要求制定新的党纲，明确规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根据斯大林的设想，苏联将在20～30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无商品货币的按需分配，经济指标全面超过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显然，这是具有空想特征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基础（当时的苏联尚未根本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同时，这种立足于粗放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已经落后于战后正在兴起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而斯大林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缺乏前瞻，仍然固守战前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观点，并以此设定与资本主义竞赛的指标（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把这些指标作为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所以，在超阶段发展目标的背后实际上是落后的、固步自封的发展意识。

2、分析赫鲁晓夫领导时期苏联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赫鲁晓夫执掌党政大权开始了苏联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因为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展开了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尝试。赫鲁晓夫的改革方针确立于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中央工作报告提出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些新观点。国际方面，赫鲁晓夫强调了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是对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修正；国内方面，赫鲁晓夫强调恢复和加强法制，为“列宁格勒案件”等冤案平反，改变保安机关权力不受制约的非正常状态；党的建设方面，赫鲁晓夫要求批判“个人崇拜”，恢复“集体领导原则”。为了以更明确的立场表示自己与“斯大林时代”决裂，赫鲁晓夫不顾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反对，在结束大会议程后，于2月24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召集大会代表，作了以批判斯大林为主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记录稿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从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破坏革命法制、破坏民族关系、导致苏德战争初期失利、制造个人崇拜等方面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报告长达4个多小时，在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秘密报告”在国内并未严加保密，会后不久即向党内外作了传达，报告文本也发给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随之，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获得了报告文本，并在新闻媒体上

发表，于是，“秘密报告”成为对苏联自身的改革、对国际共运和国际形势均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事件。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报告(点击上图观看视频）

赫鲁晓夫的改革在政治体制领域首先是平反冤狱和加强法制。这是针对“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弊端采取的措施。由于不讲法制的政治性清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后果十分严重，涉及面十分广泛，所以从平反冤案入手顺应民心，有利于卸掉历史包袱，形成新的政治基础。这方面的工作从苏共二十大前已经展开，二十大后，对30年代以来的政治性案件作了全面的重新审查，大部分冤案得到平反，同时释放了90%以上尚在押的政治犯，西伯利亚2/3的劳改营被取消。为了从制度上防止随意制造冤案，撤销了原内务部直属“特别会议”（该机构成立于1934年，集中行使公安、检察、法院职权，包揽从逮捕至处决的全套司法程序）和审理所谓“国事案件”的“特别程序”，缩小了保安机关的权力，并对保安机关进行了调整改组，国家安全事务由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内务部只负责社会治安。这样，过去那种保安机关自成体系、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只听命于个人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在此基础上，还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条例、法规，恢复和加强司法制度，使社会控制进入有序的轨道。与加强法制相联系，赫鲁晓夫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恢复了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定期召开的正常制度，地方苏维埃的权限也有所扩大。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中央最高层除外）的任期和定期更新也作了规定。总之，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是纠正一些“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弊端，使集权体制恢复到比较正常的运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民主气氛有所增强，政治环境趋于宽松。

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重点放在农业方面。鉴于以往国家对农民的强制征粮机制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苏联农业的长期不振，赫鲁晓夫在减轻农民负担、振兴农业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措施。首先，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达到2.3倍；第二步更大的动作是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制（此两项占原农产品征购额的84%），实行统一的农产品采购制度，与此相应，1958年取消了国家拖拉机站，把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此外，还放宽了对个人经营副业的限制，扩大了集体农庄的生产自主权。调整农业政策的同时，赫鲁晓夫还大力提倡垦荒运动，在中亚、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垦荒，大片新垦区成为向国家提供谷物和经济作物的基地。在上述措施的刺激下，50

年代中后期，苏联农业一度出现上升态势，1958年与1953年比较，谷物产量增长91%，肉类产量增长62%。但是，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没有深入持续下去，在农业形势有所好转后，国家又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农业发展指标，要求在短时期内农业产量赶超美国，于是高征购政策再度推行，农民的负担又趋加重。赫鲁晓夫还不顾国情，盲目地要求将牧草地改种玉米，造成饲料粮的短缺。新垦区因不注意生态保护而导致土壤的沙化，收成递减。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抵消了农业改革的正面效应，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农业又陷入了困难境地。

工业管理体制方面，赫鲁晓夫也作过改革的尝试。其中最大的动作是将原来由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改为由经济行政区管理。根据1957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决定，撤销了25个中央级部委，设置105个经济行政区，由这些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属下的专业管理局对工业企业实施管理。显然，这种改革并没有改变企业的地位，而只是变换了企业的上级领导部门，所以它没有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只是在“条”与“块”之间进行了权力的调整。其结果，在削弱中央官僚主义的同时助长了地方的官僚主义，并由此引起国民经济运行的混乱。为了对这种改革的负效应进行补救，重新设立了中央一级的专业管理委员会，经济行政区也作了合并，调整为47个。这些措施实际上又使工业管理体制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从总体上看，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是浅层次的，形式的变化远大于内容，它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改革理论，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措施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赫鲁晓夫的个人意志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随着他本人政策举措的失误、权力集中程度的提高，苏联体制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再度凸现，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又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这次大会一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性的再批判，决定把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并将斯大林格勒改称伏尔加格勒；另一方面却接过斯大林晚年的口号，在通过的新党纲中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模仿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做法，制造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这样，赫鲁晓夫在“清算”斯大林的表象下实际一定程度上重蹈了斯大林晚年的覆辙，使自己的政策方针偏离了改革的目标，引起了党内外的普遍不满，从而为自己的下台准备了条件。1962年，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两项轻率的举动，一是将州一级地方党委按工农业分设两个委员会，由此引起地方权力机制的混乱和地方干部的不满；二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冒险举动和妥协退让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1963年因旱灾引发的粮荒最后宣告了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失败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落空。于是，赫鲁晓夫的主席团同事们决定剥夺他的权力。1964年10月12日，正当赫鲁晓夫在黑海边休假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与会者商定逼赫鲁晓夫

下台。次日，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接受主席团的“判决”，眼看大势已去，赫鲁晓夫被迫表示“自愿退休”。10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正式解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次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柯西金接任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阶段。作为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第一步，这个阶段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这个阶段及赫鲁晓夫本人所表现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改革的客观趋势虽然已经出现，但是改革的主客观条件都很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进程必然表现出曲折和进退反复的特征。

3、试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和性质。

4、简述1956－1957年波兰哥穆尔卡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事件发生后，波兰党和政府作了慎重处理，满足了工人的部分要求，平息了群众的情绪，并借此机会调整政策，推出改革方针。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检讨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通过了《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就政策调整作出一系列决定。为了加强改革派的力量，波党政治局还决定在10月召开八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层，推举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同时将罗科索夫斯基排除出政治局。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苏联的不安，为了防止波兰脱离苏联阵营，在10月19日波党八中全会开幕当天，赫鲁晓夫亲自率领高级代表团来到华沙，企图干预波党的决策，同时将驻波苏军调往华沙郊区，对波兰施加压力。波兰领导人坚决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干预，波兰军队和人民群众也动员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只好让步，同意以波兰保证维持波苏同盟关系为条件将苏军撤回基地，并不再干预波党的人事变动。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后，波党八中全会继续进行，按原计划改选了政治局，哥穆尔卡正式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哥穆尔卡执政后，针对当时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采取了调整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他还顺应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兴起，提出走“波兰道路”的口号，准备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哥穆尔卡的改革还没有真正迈开步伐，就在内外阻力下停滞不前。1958年以后，波兰的发展路线又回到了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轨道上，随之，经济形势逐渐趋于恶化，因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粮食和消费品供应日益紧张，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国家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华东师大《世界当代史》习题及其解答(6)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