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4日，2009年第一个工作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正式发表。
过去，人们更多是看到了中国大学毛入学率的攀升，以此来论证我们大学教育的巨大成就。重视“量”的累积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质”的分化，特别是阶层差距导致的教育不公平拉大的现象。这一现象最突出的表征，正如总理所说，就是农村学生比重在不断下降。
更准确来说，它主要集中在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
2005年，教育专家杨东平负责一项调查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2007年，清华大学教研所教授袁本涛的研究显示，以2004年为例，清华大学新生中，北京学生占13.7%，四个直辖市共录取677人，占新生总人数的20.7%，全国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新生比例为46.2%，户籍是农村的新生为21%。而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水平为43.9%，也就是说，并非城市人口多，相反，农村人口还是占大多数。
一位北京大学本科辅导员也曾对笔者说，近些年来，北大学生中“有钱的”越来越多，最差也是来自小城镇的，农村孩子凤毛麟角，即使考上，也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历史学这些相对冷门、分数低的专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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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显然不能简单地以“城里孩子更聪明”来做注解。城乡教育的差距，对于关心教育公平的人来说，即使不“引经据典”，也能直观地触摸到，看看身边的名校毕业生有多少来自农村即可。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正如总理所说，“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笔者以为，沿着总理的话往下讲，教育公平不仅影响人的一生，而且还会影响下一代。知识经济时代，正常情况下，接受更好的教育，可能意味着将有更好的收入和地位，也意味着能为子女创造更好的就学和发展条件。
然而，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却兴起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原因很简单，一是学费高，读不起，没办法;二是考不上好大学，毕业找工作比较难，一些人认为读书也没有用。教育脱贫，是乡土中国几千年来一种朴素的人生追求与社会伦理。但现实是，对于一些农村家庭来说，孩子考上大学，不但不能脱贫，反而“致贫”。
举例来说，大学扩招，其主要阵地在高职院校，主要来源为农村生源。因为考不上好大学，只能读高职。虽然国家也鼓励发展高职院校，可偏偏这些学校的学费较高，大都在10000元上下，而且就业前景黯淡。在这种情况下，上大学如何不致贫、返贫呢?
我们常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个命运，对于城乡二元体制下、6600多万农村中小学生来说，尤其具有针对性。然而，当有一天，人们发现，知识在改变命运这一点上，日渐式微，那未尝不是一种悲哀。
如果一个民族，不再尊崇知识，不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改变社会，那么显然是危险的;如果一个社会，不注意完善教育体制与选拔机制，让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畅通，那么，它将是静态的、缺乏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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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的“注意”，相信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而对于公众来说，从总理的话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切实的社会关怀与精神力量。毕竟，让每个人能读得起书，读得好书，进而创造美好生活，创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4.“高考移民”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是指部分高考录取分数线较高、录取比例较低但教育基础较好的省份的高中毕业生，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途径到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录取比例较高的省份报考，以达到提高升学率或考入理想大学的目的的现象。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高考移民”现象，在今天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是时代进步使然，另一方面是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并派生出了新的社会问题，如教育不公平、落后地区人才流失、教育投资与收益不均衡等。为了遏制高考中的“移民”现象，自2003年起，全国各地采取了各种方式来“封堵”，但由于某种经济和社会利益，不少人仍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企图蒙混过关。2008年2月中旬，海南省纪委、公安厅、教育厅等部门在开展户口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中，查出有24名“高考移民”落户于琼海，并将这24名“高考移民”相继清退。2008年3月中旬，50多名拥有北京体育大学附属中等体育专业学校集体户口的考生，被告知高考报考资格审查未通过。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表示，这种集体户口涉嫌“高考移民”，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以上两则新闻将“高考移民”再次置于舆论中心，在社会各界掀起轩然大波。
5.年复一年的择校热加剧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部分名校的规模和班额越来越大。“大班额”成为名校不堪承受之重，也给学校教育带来很多弊端。
记者在山东各地采访了解到，名校班额超标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个班级六七十名学生，一个年级十几个班，这种“巨无霸”学校在许多城市比较普遍。我国中小学教室的设计班额一般是45人，可是现在班额五六十人的很普遍，七八十人的也不稀罕，有的还超过了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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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向记者反映，班里学生太多，老师负担重，就把一部分责任转嫁到学生和家长身上。有的家长说，老师的作业批改不过来，常常让学习好的学生帮助批写，自己的孩子经常要带同学的作业回家看，几乎成了“小老师”，老师还要求家长每天要给孩子辅导功课、检查作业、签字。
“老师连作业都看不过来，怎么能对学生因材施教啊。，’这位家长忧虑地说，当初千方百计为孩子选择了这所山东省有名的学校，实际上由于班里学生太多，老师只能重点关注“两头”的学生，也就是尖子生和后进生，根本顾不了大部分学生。
记者观察到，山东各地的名校一般都学生多、校园小，学生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的学校每天仅放学就要半个多小时，学生做课间操要各个年级轮流。“校园太小，老师为了安全，课间只让孩子在走廊上站一站，根本没有活动场所。”一位家长苦恼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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