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农村公共产品提供机制，城乡差别巨大。城市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政府只提供几个产品少得可怜的补贴，绝大多数由基层政府组织农民自供。“费改税”取消乱收费，减少农民义务工制度后，农村的水利设施、公路、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等，基本处于停滞和退化状态。
没有现代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实现农民零税负，对全国来说，政府尽了全力，有进步的一面；但对农村社会公共产品来说，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要重新设计农村公共品费用的征集与提供的新机制。
三、由“小农”向商品经济转轨——必解与破解
农村贫困的总根源是“‘封建的’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中国的“小农经济”维系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不变，其顽强的抗击商品经济的经济、文化功能得到特有的强化，阻碍了中国的变革与进步。
（一）小农经济基础——必解与破解
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中和人口的高度组织化，改革开放25年之初，激活经济的是“小农”。但“小岗村”的承包经验，在农村的辉煌是“小农经济”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回光反照”，从形式与内容（生产力的活动空间）看都是退步。因此，其潜力的有限性，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果。“三农问题”的出现，与责任制的推行有着本质的联系，《农村土地承包法》和“30年不变”的政策是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逆调控。不打破“小农经济”基础，“三农问题”无从谈起。
人地矛盾无解，县、乡干部和机构裁撤无解，“30年不变”的承包土地成为农民的福利和累赘，只有从土地所有制方向突破。土地所有制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核心，土地所有制的核心是耕地所有制（非耕地农村土地所有制暂且不论）。耕地，从其自然功能上可分成“口粮田”和“商品田”两类。“口粮田”是保证农村人口内部消费需要和无其他劳动技能人口的生存需要，实行公有制，随家庭人口变化而调整；“商品田”则可作为资源按市场规则配制，实行“股份公有制”或家庭、家族私营农业企业“法人所有制”。
“商品田”的买卖，以县为单位设立“土地交易所”，实行规范化竞价流通。当土地成为商品后，其经营运作就有成本与效益概念，其产品生产就有规模效益与市场概念，其劳动就有所得概念。随着农村居住人口减少，口粮田可逐步并入商品田，现代农业才可能培育形成。
（二）村民自治政治基础——必解与破解
村民自治，是《宪法》的规定，应有一个《农村村民自治办法》与之配套。所谓“村民自治”是指村级公共事务依法自治。村民自治是政府减少和节约与千家万户农村居民交易费用的法宝，是解决农村居民千差万别的需求有效措施。
村民自治之前要落实四件事，一是土地资源所有制落实；二是村民人口数落实；三是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利义务落实；四是自治组织与党和政府以及农业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关系落实。
村民自治组织，由村民依法民主选举产生。村级党组织由上级党组织任命。村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组织实行监督，保证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落实与正确执行，规定在几种特殊或紧急情况下，党组织可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或党员大会，经2/3以上通过，可临时接管村级事务。 乡镇级，不设政府、人大、政协机构，只设乡镇党委，作为县级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缓冲软组织，乡镇的集镇，设村级政权机构，集镇人口达2万人以上的，设镇政府，集镇视同城市管理。
县、乡镇下岗工作人员的善后办法是：所有下岗工作人员，按工龄和职务折算成一定农村商品土地面积，依市场价发给土地购买券，既可以在土地交易所兑现另谋他业，又可以在土地交易所购买土地，从事农业企业经营。县乡干部中，有一大批能人，他们知农、懂农，其带动农民致富的能量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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