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刑罚的威慑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要实现遏制行贿之风、减少行贿现象,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在贿赂犯罪的预防方面,我们长期以来仅仅把注意点集中于潜在受贿人一方,而对行贿人的预防工作则鲜有提及。这难免导致贿赂犯罪预防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把受贿者比作猫,一方面,我们警示猫说:不能吃行贿者送到你面前的鱼,否则可能会受到重罚;另一方面,我们又对行贿者熟视无睹,纵容他们把大量的鱼送到猫的面前。其结果可想而知,在相关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期待受贿者不为之所动又谈何容易。
对此,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做法。在英国,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等着眼于犯罪人预防方式的失败,使其在预防犯罪问题上陷入了一种悲观情绪。继而,他们才逐渐把预防的重心转向犯罪被害人、犯罪行为和犯罪的机会,这便是所谓的“情景预防”理论,有学者将其称为预防理论的“重新发现”。虽然在我们所说的贿赂犯罪中没有确定的被害人,似乎与情景预防并不相对应,但笔者认为该理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其给人们呈现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思维模式,即整体和系统地看待犯罪的预防,而不只是注重犯罪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因素。因此,在贿赂犯罪的预防中,我们也应当把预防对象由行贿人延伸到行贿人及其他相关因素上。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不仅是对域外预防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当前预防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
■行贿控制: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
关于我国行贿犯罪的预防,目前尚无确定的先验模式。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外的相关经验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尝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行贿人,加强对行贿人犯罪内在原因和外在条件的分析研究,找出其现实根源和制度背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预防措施。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对于行贿人犯罪的预防,有几种做法是值得借鉴的,这里不妨简要提及,希望能对实践探索有所启示。
一是建立“行贿人档案库”制度。主要是将行贿判刑或已查实行贿的某些领域行贿人资料汇编成册,选取一部分情节比较严重、性质比较恶劣的行贿人,将其划入“黑名单”,通过向招标单位提供诚信咨询服务以限制他们的市场准入资格。2006年,这一做法将会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内进行推广。该制度的最大的作用在于让那些想行贿的人“投鼠忌器”,起到警示威慑和防范的效果。
二是建立“企业防案顾问”制度。我院很早开展了这一工作,主要是鉴于近年来商业贿赂现象日益突出以及苏州工业园区内企业众多的实际情况,积极主动与企业联系,以培训、讲座等综合方式,对采购、营销等重要岗位的员工开展预防工作,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警觉性。并及时用近年来发生的典型商业贿赂案件对企业进行警示教育,提高其自我“防案能力”。
总之,行贿犯罪的预防走出了以往只注重受贿人犯罪预防的思维范式,试图从行贿和受贿两个方面同时作用来实现对贿赂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在我国将重点“打击商业贿赂”作为今年反腐工作重点的背景下,这一思路则更有它深层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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