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企业内生风险(5)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存在，一方面既体现委托人具有主动顺应环境能力的属性，又满足企业对目标的控制和对过程中的变量与参数调整需要，使得企业目标借助于广泛扩展的外界环境、经理人反馈以及通过修订委托人的内部规则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说明委托人控制系统的自适应性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加强。这种自适应性一般是通过“学习”达到的。也就是，委托人积累有关过去企业治理控制过程运行的信息，依据企业内在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则，并在采取必要方式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实行刺激的基础上，将它内嵌于企业当前治理过程的调整与完善工作中。?  
　　企业治理结构设计的功能目的，永远是对其代理人的自由度或其指标量变化范围的约束，而且多半两者兼而有之。比如，2006年广东天河城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卸任，这种看似平常的调整不排除是委托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理人自由度的重新考量与安排，也有可能是因为本土百货巨头广百宣布进入天河商业圈，引起天河城出现某种不确定性，因此所必须做出的一种人力资本的调配引自：羊城晚报,天河城集团突然换帅，2006年3月29日，第A20版。。显而易见，对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及其同经理人多样性之间关系的估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们探讨这样一些K维状态空间，假定在离散时点τ=1，2…时，企业代理人（经理人）输入向量Xτ发生变化，而委托人则制定使代理人变成状态ɡτ=Ω［xτ，xvτ］的控制作用变量xvτ，xvτ包括委托人通过预算约束、报偿要求和操作规则等“控制”代理人行为的努力。委托人除在可能集合中确定符合控制任务的可能向量xvτ外，要体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博弈中，即使代理人的具体实施方案不可能通过事前明确合同——完全契约来规定，但依状态能形成契约均衡：ɡτ=Ω［xτ，xvτ］。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任务还在于将经理人从ɡτ状态变成ɡτ+1状态。为此，委托人应当“预测”xτ+1，并算出值xv(τ+1)。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经理人从ɡτ状态变成ɡτ+1状态及其所获得的代理过程的租金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而使企业“共同治理”控制系统SV出现一定的扰动，从而导致ɡτ发生偏差，但这一偏差应该是可控的，而且在允许的偏差域。否则，说明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参与人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企业的本质，使企业的治理结构出现了“硬伤”。一旦超过限度，企业所有者会剔除“噪音”。?  
　　通过分析得出，在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下，为实现上述行动，只有委托人掌握的信息量不小于代理人掌握的信息量，才能使代理人从ɡτ状态变成ɡτ+1状态，从而也使企业内生风险的化解变为可能。如果说传统治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与代理人始终是信息不对称的，即委托人掌握的信息量小于代理人掌握的信息量，那么当委托人选择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使“委托人掌握的信息容量不小于代理人的多样性”前提成立变为现实有了基础。我们借助邓宏图等（2006）的模型，提出“委托代理信息包容关系转换”命题。?  
　　委托代理信息包容关系转换命题为：公司治理是一个包括委托人与代理人掌握信息在内的“双层气泡体”，两者信息包容关系相互随着时间互为“内外双层气泡”，他们彼此构成一个动态的均衡治理结构。在股东至上或两权制衡的治理模式下，假设委托人掌握信息和代理人掌握信息分别为双层气泡的内层泡和外层泡。随着“共同治理”被委托人看成企业关系投资，并作为外部市场的替代机制或内部治理互补机制（李有彬，2006），原有内层泡信息就会生长，当接近外层泡极限时，若外层泡信息不能继续膨胀将被内层泡覆盖，公司治理由传统意义上的均衡转向现实中的非均衡。这种情况的发生之所以讲是公司治理的非均衡，是因为从一个侧面看，如果代理人不能形成新的信息，代理人即便实现从ɡτ状态变成ɡτ+1状态，也不能保证从ɡτ+1状态变成ɡτ+2状态，……，进而不能保证一定推进企业发展。所以，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可兼容信息空间中，代理人必须要进行企业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惟有如此，才能接着出现新的内层泡突破外层泡，再实现新的均衡。也即只有当委托人（代理人）的信息生长速率大于代理人（委托人）的信息生长速率时，代理人经营活动（委托人激励过程）才会在委托人控制（代理人寻租）的压力下做出一个连续性、适应性的反应，以使委托代理在新的高度实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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