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创作中的双重焦虑(2)

　　伍尔夫在文学创作方面进行着雄心勃勃、令人嫉妒的自我训练，她的目标是“重铸”传统小说、传统传记和人物性格的传统处理方法，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自己的创作能捕捉并描写现实生活中难以琢磨的许多东西。在创造性写作方面，伍尔夫被奥斯丁、梅瑞狄斯和哈代的成就震吓住了，她曾多次肯定并赞扬简·奥斯丁在创作中发明的恰合她自己的一种完美自然、形态绝妙的句法，她也努力使自己的眼光超越成熟完美。她的1903年的海德公园门日记和1906年-1909年的旅行日记是她在创造性写作方面所进行的描写练习，在想到乔治·艾略特时，她赞赏她的观点的差异创造性行为，认为智力的渴求一定会使女性的观点变得完满。伍尔夫在1906年夏天也首次从模仿性习作转变到妇女“观点的差异”上来。她在1908年到1910年间所写的传记评论中，强调人物生命中的若干动机、行为和侧面的一个个自发的随意的瞬间镜头的描写，这些都是她后来成为小说家至为关键的文学理论，她所审视和关注的是一个人生命中的隐秘、瞬间和隐晦的成长体验，而不是公开化的行动。1915年出版的小说《远航》是伍尔夫就如何表现人性中被忽视的东西所做的积极的探索。其实早在1908年该书已经动笔了，伍尔夫多次重写此书，她留下了五种草稿，此外还烧掉了很多。她想改变小说的形态，想进行现代艺术的实验，但这在当时对她来说是孤立无援的艺术抱负。由此可以看出她当时内心的躁动不安，她曾对克莱夫·贝尔说“我的大胆吓坏了自己”，她在大胆创新和传统小说的适度规范之间来回转向。1917年，她与丈夫伦纳德的霍加斯出版社的成功创办，使伍尔夫成为当时英国唯一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女人，她不需要向专业出版社的挑剔低头，也无须配合出版商的需求和邀约而更改自己的写作计划。到了1923年夏季，当她创作《达洛卫夫人》时，获得他人赞赏的需要被全部抛开了。在1923年6月19日日记中写道：“我感到仿佛匆忙之间卸掉了所有的舞会服装，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她完全摆脱了外部的影响，她忠实于自己、忠实于小说中的人物。从1932年起，她开始称自己为一个“局外人”，这便开始了伍尔夫生命中最后一次腾跃，1932年10月2日日记中写道:“……现在，我50岁了，我正做好准备要无所阻碍地、笔直地并毫不偏斜地射出我的弩箭，不管它们是什么。”
　　在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中，自身对其作品创新、超越传统、超越自我的焦虑使其处于精神痛苦中，甚至多次精神崩溃。伍尔夫在其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这种担心与忧虑。“就写作而言，最糟糕的是作者过分看重外界的赞誉。可以肯定，这个短篇（《邱园记事》）是得不到什么赞赏的。而我还会对此有些在乎。一大早的没人来说好听的，很难动笔。”（1919年5月12日记）“《夜与日》仍缠绕在心头，浪费了许多时间。乔治·艾略特从不读书评，因为别人的飞短流长会令她无法写作。现在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毁还是誉我并不特别计较，只是这些东西扰乱了心神。”（1919年11月16日）“今天下午我终于设想出一部新小说的新表现手法。……即结构松散，可以包容一切，同时，更接近主题，却又能保持形式和节奏的不变。”（1920年1月26日）“我将不再为取悦别人而写作，而作出改变，现在我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将来也是。”（1937年8月6日）

　　通过大量的阅读，伍尔夫发现传统的写实的创作手法已被前代作家发展到了极致，且已经形成一套潜在的写作和批评模式，已很难超越；更为重要的是在伍尔夫看来，这种创作手法已经不能充分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状况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作家，伍尔夫创造性地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表现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她既完成了对前代作家作品的创新，又实现了对自身作品的超越，虽然这种超越是建立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上。她对前人作品的梳理点评见解独特，创造了明显背离当时现存的文学的叙事模式，其作品蕴含的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更是吸引了后世读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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