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创作中的双重焦虑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女性主义 焦虑
　　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作家之一，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为出发点，凭借着一个女作家敏锐的性别意识，努力探索女性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囿于传统观念及文学写作规范的影响，她的焦虑是更深层次的，一是作家身份的焦虑，即伍尔夫对自身文学创新如何超越前代作家，如何摆脱传统写作规范以及自我超越的担忧；二是女性身份的焦虑，即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伍尔夫对潜意识中各种束缚女性创作观念的超越以及对女性叙事方式的探索。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作家之一，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为出发点，凭借着一个女作家敏锐的性别意识，努力探索女性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伍尔夫通过探寻女性的文化传统，发现从题材到语言风格上，男女作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生活体验，女作家无法在男性话语中找到适合她们的表达方式。理论的传统话语方式只是便于表述父权文化的价值观点。弗吉尼亚·伍尔夫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男权话语对女性思想表达的束缚。她呼吁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们自己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被压垮，也不歪曲她们的思想。伍尔夫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不断地与传统的男性作家的创作风格相抗衡，积极寻求一种能充分表达女性真实处境的、又适合女性表达的艺术创作方法。这使得她在创新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前代作家影响的焦虑及自身女性身份的焦虑。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诗学著作《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nece，1973）中将文学的影响比作父子关系，“影响的焦虑是期待自己被淹没时产生的焦虑……像惧怕洪水一样惧怕前驱(父辈诗人——引者注)的新人实际上把某一重要部分当做了‘整体’,而这个‘整体’乃是构成其创造性焦虑的一切，是每一个诗人内心的幽灵似的阻塞剂”。弱势诗人只能模仿其父辈诗人，而强势诗人却能奋起抗争，挑战父辈诗人，形成俄狄浦斯式的对抗。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修正了哈罗德·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将“文学父子之间的俄狄浦斯斗争的弗洛伊德范例转变成女性主义的影响理论，用来形容在父权制文化与文学中的19世纪妇女作家的焦虑”。实际上处于18、19世纪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各种社会道德规范束缚下的女作家就扮演了文学中“子”的角色，长期以来，艺术创造被视为是属于男性的领域，女性作家是被放逐者，她的存在是不被考虑的。吉尔伯特和格芭指出：“在男性中心的文学俄狄浦斯范式中，女作家被忽略，女作家在面对这样男权中心思想所建构的创造力与文学史图景，她的焦虑是更深层的。——一种对作家身份的焦虑。”“在尝试拿起那严格防范她们使用的笔之前，父权制以及其种种文本早已囚禁了妇女，使她们当个顺民；她们必得要从那些男性文本中脱逃，那些男性文本把她们当作‘无用的人’，拒绝给她们自主权，以防她们拿来弄出另一套来取代现在幽禁她们防着她们拿起笔来的权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过程是她与各种男权中心的文化的、语言的规范抗争的过程，也是对以男性为代表传统的文学权威挑战的过程。其所受的影响的焦虑是双重的，一是其作家身份的焦虑，二是其女性身份的焦虑。
　　1．作家身份的焦虑
　　伍尔夫没有受过任何成为一个作家的正式教育。她自己认为，作家的训练并不像美术、音乐方面的训练那么明确，而阅读、倾听、休闲都同正式教育同等重要。虽然她因被父亲剥夺了同兄弟们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而怀有怨愤情绪，但宽松的家庭氛围却为她提供了不同寻常的非正式教育。她在书籍的包围中成长，父亲的教诲给了她很大的鼓励：“阅读你喜欢的书，只因为你喜欢它，绝不要假装赞赏你并不赞赏的东西——这就是他在读书的艺术上唯一的教诲。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写作，尽可能清晰、准确地写出你的意思——这就是他在写作的艺术方面唯一的教诲。”她的阅读似乎并不遵循任何轨道，完全是接受天然喜好的指引。她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大作家的名字及计划要读的书目，但没有任何当代作家，因为她要同经典作品一起并完全用确实第一流的思想来陪伴自己。大量阅读、倾听及讨论使伍尔夫有自己的观点，为其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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