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一种乱象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为富不仁”。去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中国大陆就有152人上榜，位居美国之后居第二位，这说明中国的富人不少。但很多中国富人有了钱，不是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去做扶危济困的公益好事，而是更多地选择移民。最近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统计到：在中国高净值人群（定义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人口）中，14%的人已经移民海外，另有46%的富人正在计划或者办理移民的过程中。中国超级富人的移民比例甚至更高达74%。这些富人多为中国的房地产大亨，他们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之后，没有像陈光标那样乐善好施、热心慈善，而是选择扎上翅膀飞。陈光标高调做慈善十几年，捐赠了十几亿的财富，收获了鲜花和掌声，同时也被质疑和谩骂所包围，原因是他的行善方式高调。可是对比那些携财富移民的富豪而言，现下的中国，高调行善总比那些低调不慈善之人要强很多。
乱象的出现，对一个时代意味着什么？是人心冷漠？还是制度冷漠？如果当社会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人时，一个人站着看，不去从事，我们只能定性为这个人的道德素养出现了问题。但是，当很多人、一群人站在那里而不去从事这种道德行为，我们是不是该反思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这些现象的发生，我们承认有人心冷漠，也有制度冷漠。如果二者之间，非要分个孰轻孰重，有人心冷漠更在于制度冷漠。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不能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富有公平正义和人道关怀的社会环境，并非单纯地靠德治就能做到的。毕竟道德属于自律范畴，当一个人的自我规范和约束不足以支撑他达到社会所期望达到的预期值时，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借助他律发挥作用。毕竟制度有着明确的规定性、约束性和指向性，它能解决道德目标层次性和抽象性。建设良序社会，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二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最近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依法治国再次成为宣传和呼吁的热点话题的原因之一。
消除这些乱象，需要制度作保障。对于这些“英雄”们，我国已经设立了见义勇为等道德奖项，对那些从事了这些行为的道德主体，给予精神表彰的同时，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全国很多省份出台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办法。在医疗和生活上，对见义勇为牺牲、伤残和丧失劳动能力人员落实优抚措施。另外，对从事道德行为的主体成被告可予以先行免责。深圳于2013年7月出台了新规保护见义勇为者，提出谁主张谁举证，如果被救助者诬陷救助人首先要有充分的法律证据，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将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这些举措，势必为这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们解除了救助人的后顾之忧，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对那些看客或“见义不为者”还有一些“讹者”，唯有实行立法惩罚。在新加坡，为什么极少有见义不为者或看客存在？很重要一点是他们的立法惩罚政策很严明。如果因为看客的忽视和麻木导致被救助对象的死伤，都会有相应的法律责任需要看客们承担，这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法律威慑。对于“为富不仁”现象，美国有著名的两税政策：一是免税。根据美国的税收政策，向免税的非营利性组织捐赠可以在捐赠人应纳税收入中扣除，这极大地鼓励了私人捐赠的积极性。二是征收遗产税。500万美元的遗产，在美国要交200多万美元的遗产税，有些市州税率甚至高达55%。但是，如果美国富人将大笔遗产捐赠给社会，就可获得国家免征、减征遗产税的优惠。因此在美国富人看来，与其让财富被国家以遗产税的方式拿走，还不如自己主动捐赠留个“好名声”划算。并且美国还一个先征税后继承政策，继承遗产之前先要缴纳大笔的继承税才可以拥有。如此看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他们愿意拿大笔资产做公益的原因。而在国内，我们既没有遗传税的征收，又对于那些想要从事慈善捐赠等公益人士，没有足够的政策制度等支撑和保障。如果单纯的依靠他们的自觉自为，这需要我们很多年的道德建设才可以做到。虽然我们不主张鼓吹国外经验就一定借鉴，但是对于可以值得借鉴的，一定程度上可以拿来主义。
（责任编辑：赵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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