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任务，这表明，新时期我党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会全面推进社会制度建设，塑造公民的生态意识也需要政府注重公民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相关生态制度的建立和落实，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
首先，应建立利益协调制度。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各治理主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无论是保护生态环境的，还是破坏生态环境的，其背后都隐藏着各自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如果从公共生态利益角度来考量生态治理问题，就会得出结论，这种矛盾与冲突实质上就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然而，矛盾的双方不是不可调和的，平衡的方式就是要通过建立利益协调制度，增加约束与保障。利益协调制度主要强调政府应与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进行广泛协同，针对各主体间的利益纷争采取多种手段从制度上保证利益的合理分配与协调，从而达成各主体间正和利益博弈的效果，实现增进社会公共生态利益的目标。建立利益协调制度的基本前提是要割裂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因而政府要做到不干涉其他主体的内部事务，不掺杂带有政治倾向的观点，只在宏观上培育各治理主体自身的独立性和权衡各治理主体间的生态利益，这样既满足了个人利益又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利益协调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各治理主体会为自身的利益进行合理合法努力和争取，从而避免了利益冲突的激化和升级，尤其会使公民的参与地位日渐平等，生态行为日益规范，个人利益分配日趋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应实行社会协同制度。在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中，为了更好地体现各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价值，实现政府、企业、NGO、公民的协同治理，实行社会协同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社会协同制度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然而，目前我国公民生态意识淡薄的状态与我党现阶段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相悖。新时期，塑造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生态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提升公民生态意识教育水平，然后培育公民参与生态实践的能力，并从制度层面上保障公民日常生态行为的养成。只有通过这些多元塑造的途径，公民的生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才会发生深层次的转变，公民才能真正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者，成为推进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21世纪，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我国更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环境教育机构、科研院校的联系，举办国家环境教育方面的国际研讨与交流”，拓宽我国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视野，肩负起维护全球生态利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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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18cpcnc/2012-11/08/c_1136379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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