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2)

　　1.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今天，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兜售所谓的西方式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是有原罪的，是充满血与火的，是以剥夺他国的“自由、平等、人权”为代价的。当年，美洲大地上的印第安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几近灭种;惨无人道的黑奴贸易，仅非洲一个小岛转运的奴隶就多达2 000万人，其中800万死于对关押的反抗和转运途中;遍布全球的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我们中国就深受其害。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之痛、甲午中日战争、八年抗日战争等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挖心”之痛。　二战后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有谁真正发展起来了？非洲、拉美纷纷陷入发展陷阱。韩国政治上依赖于美国;而日本当年通过甲午中日战争，获得2亿两白银的赔款，拥有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的权利，掠夺中国的资源，促进其工业化的迅速完成，使其在二战前就成为排名全世界前五位的工业化强国，而二战后其经济政治上仍依赖于美国。 
　　为什么二战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发展的神话？因为再也没有侵略、殖民的历史为前提，很难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却是让世界感到温暖的，我们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没有给其他国家带来灾难，相反，我们以尊重他国的“自由、平等、人权”为基础，用事实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2.从理论本质的分析看。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层面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放纵个人私利私欲的膨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自由、平等的是资本而不是人。资产阶级通过对资本的占有控制社会、绑架国家、异化个人。资本家将其个人利益伪装为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最高价值追寻，它使得资产阶级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独享价值与尊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价值主张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摆脱宗教神权束缚与封建专制禁锢的斗争需要，却在遵循资本逻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增殖运动中走向自身的反面，日益暴露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特征。以美国总统竞选为例，曾两度辅佐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的竞选经理马克·汉纳就坦言：要赢得选举，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而赢得选举的候选人，在就任总统后无不尽可能满足巨额捐助者的政策需求。“民主选举”实际演变成了“有钱人的游戏”。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不仅牢牢抓住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精神，更为主要的是赋予这种社会精神以真实的社会性----以强化“人民当家做主”与“共同富裕”为政治与经济保障，杜绝个人私利的恶性膨胀。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特征相比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并不忽视个人的独特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对个人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个人的价值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个人的价值走向无限，就要与一个永恒的价值相联系。”在西方，个人走向永恒的道路是宗教信仰;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个人走向永恒的道路就是为人民服务。人类追求永恒的史诗也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最初，人类希望通过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达到生命的永恒。后来，人们发现生命是不可能永恒的，进而希望获得灵魂的永恒，便诉诸宗教。而中国的孔子等先贤圣哲们，早就认识到人的生命和灵魂都不会永恒，唯有人类的历史才是永恒的。但是，先贤圣哲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并没有分清永恒的历史到底是谁的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类的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在劳动中不断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人民群众的事业才是不朽的事业，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深远的意蕴。所以，建立在集体主义本质之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才真正仿若一座“金字塔”，个人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强大，层层叠加，牢固而又矗立。 
　　（三）与中国近现代革命价值观相比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目标一致、密切统一 
　　风起云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革命价值观的不完整、不协调、不统一，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之一。1853年，洪秀全发布革命政纲，体现了“为生民立命”的价值理念。《天朝田亩制度》涉及了个人层面的价值重建，但对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鲜有涉及。最终洪秀全建立的“天朝”，不过是“封建帝制”的延续，社会层面仍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封建的社会价值取向持“严防死守”的顽固态度，维护的仍是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纲常伦理。戊戌变法，端出的是一套将旧的国家价值目标、个人价值准则与新的社会价值取向相杂糅的体系，维新派企图改造旧中国的社会价值结构，但他们寄希望于走一条不流血的社会价值改造之路，由此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毛泽东曾评述这一运动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仿佛是在全面改造旧中国价值体系。然而，事实上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偏重于国家政治一隅，对如何“节制资本”以改造社会、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以改善民生，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是在不剥夺地主土地的同时，将级差地租收归国有，没有改变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社会阶层没有发生彻底改变。 
　　一句话，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没有任何政治运动、政治组织及其代表人，能够提出完整、协调、统一的革命价值观;这一历史任务就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毛泽东同志1940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将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的价值改造，全面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与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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