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蜀学对苏轼散文创作的影响(2)

总体观之，苏轼之于蜀学，虽杂糅三教，但究其根本，是以儒家为地基，以佛老为砖瓦，辅之以粉饰不平。因此，兹如漆侠先生所言“不论苏氏父子在宋学上的成就如何，就其学术思想而言，则是立足于儒而摄取其他诸家学说的。”

（二）三苏皆重人情，以情理释义理

与荆公学派淡漠心性的学说不同，三苏皆重“人情”，并把这种人情援入经学，提出圣人之道与人情不悖，且圣人亦常存人之常情之说。苏辙言《东坡易传》乃因“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顺逆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东坡易传》在一开始的乾卦的校注中亦即言明：“情者，性之动也，泝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三苏不仅重情，更以情释卦，并且认为“其于《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而 “六爻发挥”，需要“旁通情也”，若能“以爻为情”，则“卦之为性也明矣”。

此外，与传统宋学相比，“三苏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理学”的发展，走了一条与程颐、程颢不同的道路。三苏不仅对义理有了相当程度的阐释，同时援情入理，可谓情理兼得，注重情理。二程在《中庸》中汲取“道”、“天命”等学说，形成洛学中重要的“理”的核心思想，约束形神而注重内省。而苏轼对于《中庸》，则持观望态度，并没有像程氏一般，将其奉为圭臬，立开宗之说。苏轼认为“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他始终认为，中庸之不易，难以企及，虽然信矣，可“中庸之难言也”。因此不以程式之约束为意，横槊赋诗，以情理入世，更有烟火气，亦更具有人情味。

二、蜀学对苏轼散文创作产生影响的原因及特点

散文相较于诗词，诗词囿于篇幅字数与创作技巧，时常有夸大境界和故作洒脱之言。而散文则可以徐徐道来，揭示前因后果，更为真诚且详尽地阐述个人理想与情感，因此苏轼的散文创作不仅更贴近苏轼本身，也更能说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他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即他个人及父兄所共侍的“三苏蜀学”，就很好地承担了这个桥梁的作用并在苏轼的学术成就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蜀学与苏轼的散文创作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的诉求相同，且互相裨益

蜀学重经世致用，融合三教而重“道”（非道家），在政治上为儒学巩固基础的同时又能兼及佛、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为思想上的巩固和统治扫平了道路，同时也减少了纷争。而在苏轼的散文创作过程中，尤以政论性散文为主，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针砭时政以经世致用。苏轼虽然在谪迁黄州后，更多的转向佛禅，也尽管苏轼一生在政治上屡遭迫害，导致其政治成就不高，但是苏轼所创作的散文气象中，很多以治乱论道为重，其人在行事作为上也大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抱负，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涯有着明显践行儒家、坚守本心的痕迹。因此，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他追求治乱古今不尚空言的散文创作无论在政治诉求还是学术思想诉求上，都是一以贯通并互相彰益的。

（二）蜀学与苏轼的散文创作具有共通性，且能互相启发

苏轼在蜀学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点与其散文创作中所夹杂的个人特色有着惊人的共通性与一贯性。正如上文中所提到，苏轼之蜀学其实为儒学，兼采了一些佛老思想，共同为道筑基。注重儒学，即重经世致用之学，其散文质朴简洁，注重实用性，引经据典时而发人深省，乃是不可多得的奋世文章。而苏轼的散文作品中，那些具有政治讽谏、策论评议的文章在总量中也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苏轼一生坎坷的从政经历及人生挫折与其儒家行者的政治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高谈阔论为苏轼遭致灾祸，而灾祸又使苏轼走向圆融和成熟。在砥砺中前行，苏轼向佛老的转化，不仅使他人生的格局走得更为开阔，同时拓宽了他文学创作上的思维与素材，二者“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共同造就了一个学术思想与文学创作上的双重巨擘。在此之外，苏子之文，行云流水，辞章达意，巧妙精绝，多有人情关怀。一方面渗透了儒家仁爱之心，另一方面也是对佛家慈悲之心的发扬。因此苏轼的散文，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充满感情色彩，而其蜀学，重人情，以情入理等特质又与此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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