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粮食税》谈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探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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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反对官僚主义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给统治阶级带来的坏倾向,即有些旧时期的地主、资产者或者有一定私心的人,通过某种手段混到了共产党员的队伍里,这些人很可能违背法纪,做出恶行。列宁敏锐地发现党内的官僚主义习气不断增长,并深刻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他指出:“这种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反对工人的(部分的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
尽管资本主义的弊端明显暴露,列宁还是主张要大胆承认祸害的存在,并坚决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为此,必须继续改善机关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把年轻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从地方提拔上来,并且那些在机关工作的人员也需要多深入实际,在各种实践中积累经验,推动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行。
二、《论粮食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论粮食税》是列宁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出的开创性探索,尽管是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阐述,其后所进行的具体实践也带有俄国的特殊性,但是其特殊性背后折射出来的普遍真理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立足于苏维埃俄国的客观现实,从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首先,列宁分析了政权上的社会主义性和经济上的过渡性,他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现存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不是单纯的实行全民所有制,在当时的俄国具体表现为五种经济成分。列宁主张贸易自由,但并不是任由其随意发展,而是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要将资本主义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中。
其次,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阶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试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时期,忽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不利后果使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另外,列宁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认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借助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济基础,为此他还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开创了一条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国国情,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辩证地吸收借鉴别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经验,不搞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习总书记也高度重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要求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更好地认识规律和更加能动地开展工作。
(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党带领人民积极进取,锐意进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都看到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那么多的辉煌业绩,创造了那么多的世界速度和奇迹,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当然,泥沙俱下,与成绩伴随而来的还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猜忌、诽谤和仇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污蔑为一种“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其实,要想更好地驳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列宁那里找到合理的解释。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一些保守派认为新的政策是放弃十月革命成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列宁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反复的说明和解释,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在多年战争的摧残下就像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它需要用“拐杖”即资本主义来帮扶,走过一段道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扶持,并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其活动都在社会主义制度限制规定的范围内,只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社会主义就有保障。同样我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运行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在生产关系还是在上层建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不同的,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既突破了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所以有不同的声音来质疑中国道路,是因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不发达,所有制不完善。因此,我们应该坚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毋庸置疑的。
(三)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政策引导
列宁十分重视政策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清醒地意识到俄国的现实情况,并且必须改变现行政策。社会主义建设要靠正确政策的引导,这个真理不仅被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发展所证明,也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事实所证明。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我国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农业改造完成,同时激发出广大农村人口的生产积极性。在1958年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极大挫折。在1966年之后的十年里,极左的作风盛行,用专政的办法发展农业,使经济遭到了致命性的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深化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我国的经济就能得到发展,社会就能稳定,反之,社会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那么如何制定政策呢?对此列宁提出的是从千百万人着眼,也就是以最广泛群众的视角来制定政策,这样才能实事求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被人们视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判断标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策制定、修改也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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