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骡子”经济·收入分配(4)

（一）鉴于中国经济的混合复杂特征，可以戏称“骡子”经济，其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1．政府大量控制基本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土地、资金）和重要资源（基本能源）

土地要素基本上为政府所控制。城市非农用地完全归政府所有。农地虽然大量属于集体所有，但其产权并不完整，集体所有的农地的使用方向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政府每年给定土地“农转非”的总量指标及分配给各地的指标。这就意味着虽然今天中国存在着非农用地市场，并且这个市场的价格会根据供求而变化，同时这种价格变化会反过来影响非农用地的需求，但是这种价格变化不会调节供给总量和各地的分配量，即非农用地供给总量及分配到各地的分量是不遵循市场原则的。

资金基本上控制在政府手中。四大国有银行，以及股东基本上都是国企的九大股份制银行，相形之下，民营银行更像是一种点缀。政府通过垄断性国企，控制了石油这种现代经济最重要的能源、控制了几乎整个国家的电力供应等。这些垄断性国企，其目标函数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私人垄断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但也绝非全体公民的利益最大化，而基本是全体正式员工收益总额的最大化。由于利润不归企业管理者所有，企业管理者不会像西方同行那样尽量维持产品的垄断价格，以便把消费者剩余尽可能转化为企业利润；也不会像西方同行那样尽量压低普通正式员工工资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管理者通过设立正式员工的进入障碍，使得其正式员工能够免除一般劳动市场的竞争；在追求全体正式员工收益总额最大化的同时，还扩大内部正式员工的收入差距，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年薪收入和在职消费。这样，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就从两个方面扩大了社会的收入差距：一是扩大了管理者和普通正式员工的收入差距，二是扩大了企业普通正式员工与非国有企业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2．继续维持公民的身份差别，区分农民和市民，不过主要是在社会福利和民生方面，而不像过去那样限制农民的择业自由

许多国家都存在歧视现象，如移民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但像中国这样在同一民族中以身份和职业为界的“歧视”并不多见，把公民区分为市民和农民且代际传递。身份歧视可以有效减少低身份劳动者的收入标准。这对于工业化进程中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打入国际市场有很大作用。但是它肯定会扩大收入差距，不仅是劳资之间，还包括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

3．私有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整个经济的效率，是中国经济在30多年中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私人企业主的大规模形成，一方面与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企业家的崛起有关，另一方面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制有关。企业改制既改善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又使得国民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改制是一次性事件，但是它所造成的后果——财产分布的严重不平等，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具有长期影响。在当前中国，企业主阶层一方面可以利用劳动市场上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尤其是不能享受市民待遇的农民工），以及劳工缺乏有效组织而导致劳资双方市场力量的悬殊，压低工人工资、谋取利润；另一方面又由于政府对基本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的控制，以及产业选择的审批，而不得不经常讨好甚至行贿官员。

4．由非典型性市场配置稀缺资源

今天中国虽然认可了市场，希望借市场之力来增进经济效率，但是中国的市场是一种受到政府大量管制，从而缺乏自由的不健全的非典型性的市场。各种各样的市场效率是不同的。高效率的市场，首先是其活动主体的产权要完整，其次是竞争要充分。而中国市场恰恰是产权不够完整、竞争不够充分的非典型性市场。作为从统制经济脱胎而来的市场，市场主体经受到大量的政府行政干预，为了取得行动自由，市场主体经常不得不动用的“贿赂费用”被冠之为“商务成本”。

5．政府拥有基本不受公众监督与制约的决定税费和政府预算的权力

政府基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税费收入和开支。总体来看，政府拥有了统制经济遗留下来的巨大权力。如果各级官员都像焦裕禄，并能够谦恭地对待市场，那么拥有这种巨大权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一旦政府官员多为谋求自利的经济人，那么怎能劝阻他们不以手中的权力违规谋取私利呢！当前他们违规谋取私利的基本方式：一是利用对于非农用地、国有自然资源和数额巨大的资金的控制，索贿受贿。二是利用对于企业进出入一些行业的行政审批权，优待亲朋好友。

（二）五大因素及其组合是近二十年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高峰期，近二十年非农用地价格飙升。这在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同样如此。因此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有正直的经济学家要求通过土地增值税甚至土地国有化，把地价升值部分收归国家所有，造福全体公民。但他们一般都没有预见到，土地公有管理一定会委托给政府官员，那么如何防止这些官员中饱私囊？

当下的中国，除了各国工业化、城市化通常都会带来的问题之外，还有制度转型造成的特殊问题，比如信仰缺失的官员的腐败问题，社会一般公众的仇官（富）情绪接近崩塌的临界点。由于统制经济的遗风，非典型市场的存在，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以阶级为界，而是往往以职业、身份为界。在这种情况下，从阶级视角、要素所有者视角来解释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都显得苍白无力。

笔者以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作为统制经济遗风的政府不受约束的过大权力，部分政府官员的贪腐，市场化过程中私人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公民身份的双轨制，这五个因素及其组合，才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工业税源相当有限，土地价格不会暴涨，政府税费收入从而财力不会大增，管理者阶层无论是合规的还是违规的收入上升都将大受限制。如果没有政府对于土地、资金和重要资源实际上的大规模控制，暴涨的地价收入就不会落入开发商及其不良官员手中。国有企业也就不可能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推手。如果官员都不贪腐或者大多都不贪腐，拥有巨大权力的政府将把税费收入大部分造福于所有公民，贫富差距一定会缩小。如果没有私人企业主阶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将大受遏制，尤其是通过压低工资来追求利润的倾向一定会收敛。如果没有公民身份的双轨制，企业主和政府就不可能把那些已经是工业生产主力军的农民工的收入不断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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