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刘金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也得到了美国、苏联等大国的援助和支持。而同为世界大国之一，英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近年来，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在远东地区实施绥靖政策，纵容日本的侵略扩张，对中国抗战几乎没什么贡献，甚至起到消极或负面作用。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众所周知，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英国对于中国战场的贡献确实不大，尤其在经济与军事援助方面远远不能与美、苏两国相提并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公正、客观地认识到：作为当时的世界霸主以及华盛顿体系的捍卫者，英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依然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侵华行径予以谴责、对于中国军民的抗战予以支持，从而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

1．英国政府多次谴责日本的侵略扩张，对中国政府予以外交及道义上的支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鉴于日本向华北不断增兵以及英国在华北的利益受到威胁，英国逐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由此而以调解者身份介入到中日争端中。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日本大使吉田茂时表示： “如果现在北平周围的局面继续下去甚至恶化，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会谈（指英日间1936年7月开始的非正式谈判——引者注）是难以进行的。”7月16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进一步致函日本外务省，建议中日双方停止调动军队，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但被日方拒绝。对此，7月21日，艾登进一步公开声明称：如果华北局势继续下去，英国将会中断英日关于改善关系的谈判。对于英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英国媒体表示支持， （漫彻斯特导报》首先表示赞同， 《泰晤士报》也指出：“日本至少应对卢沟桥事变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危机负有部分责任。”由此看来，在“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在外交上积极对日本施压，希望制止日本的扩张行为，维持华北现状。英国的努力虽然收效甚微，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对中国抗战的外交支持。而且，与美国相比，英国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反应更为积极，来自日本方面的电报认为，英国比美国更为关注“卢沟桥事变”。

“八一三”上海事变后，英国反应迅速，外交部于15日向日本暗示，日本方面应当对冲突负责，同时极力要求日本撤退登陆部队。此后，英国又向中日双方提出上海中立化的建议，结果被日方拒绝。上海战事的升级让英国备感焦虑。8月20日，英国外交部向日本发出照会指出：世界及英国舆论都认为， “日本的行动对上海事件的发展负有责任”，并强调“日本军事行动的规模同相对较小的事件本身相比是不相称的”。可见，英国延续了“卢沟桥事变”后的立场，对日扩张行为予以谴责。而在1938年5月，丘吉尔在一次名为《武装、立场和契约》的演讲中说：“在远东，人数众多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受到残酷的蹂躏。但是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尽管没有武器，但仍聚集起来抵抗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绝不会被征服。” 这篇演讲，无疑是对中国抗战军民的极大鼓舞，从而在舆论及道义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1943年11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战略转折阶段后，为加速战争进程及规划战后国际秩序，英、美、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谈，并于12月1日发表针对日本的《开罗宣言》。宣言中声称：“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与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三国表示“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开罗宣言》是一份重要的国际文件，它的发表，是英、美西方国家全力支持中国抗战的标志，英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英国控制下的滇缅公路为战时援华物资的进入提供了主要通道，成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交通生命线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从海上、陆上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1939年二战爆发后， 日本对中国的封锁也日益加剧。此时，除了极其有限的空运补给外，外国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渠道有三条：一是从苏联进入新疆的西北公路；二是从法属越南通往云南的滇越铁路，但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滇越铁路被封闭；三是由英属缅甸进入云南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于1938年11月全线修通，此后每月由此输入中国的战略物资多达4000吨。 滇越铁路关闭后，滇缅公路的作用“不仅在于为中国抗战提供实际援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 [5]。不过，1940年7月17日，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英国暂时封闭了其控制下的滇缅公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庆幸的是，三个月后，随着远东局势的变化，英国顶住日本的压力，宣布滇缅公路重新开放，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再次被打通。

滇缅公路对于中国军民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从1938年底通车之日到1942年5月，经滇缅公路运回中国的战略物资共有45.2万吨。其中从1939年以后到1940年6月间，滇缅公路每月运人的军用物资已达1万吨。1941年全年，通过滇缅公路输入的军用物资及其他各类物资的数量，达13.2万多吨，1941年11月的运输量最高，达到1.75万吨，成为滇缅公路开通以来的最高运输纪录。有数据显示，自1939年2月至1941年12月，由滇缅公路共运人外援物资221567吨，占同期全国公路总货运量422788吨的1/2强。 通过滇缅公路输入的，绝大多数都是抗战急需的汽油、兵工器材、药品等国外援华战略物资，从而保证了抗战时期前线作战及空防的基本需要。不仅如此，中国8万多名远征军也通过滇缅公路运入缅甸，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英国在缅甸战场上的对日作战。日本对于滇缅公路的重开极为不满，随即对其进行轰炸，英日之间在远东地区进入到实际交战状态。由此看来，英国控制下的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西南地区至关重要的交通命脉，大量的战略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进入到中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3．英国民间组织及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给予声援与援助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英国国内反日援华情绪高涨，一些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战的民间组织开始组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等。这些民间组织在英国通过各种方式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在这些组织的努力下，1938年7月，在日机狂轰滥炸广州等城市期间，伦敦、曼彻斯特等13个城市市长联名通电抗议，呼吁英国各城市及各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暴行；英国各界人士还结队到日本驻英使馆前集会表示抗议。1939年7月，在中国抗战爆发2周年之际， “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专门出版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情况的会刊《中国报道》，广泛联络和组织各阶层人士投身反日援华运动。该组织还发表声明，谴责英国政府甘为日本侵华的“同谋犯”， “不可抵赖地出卖了现时英勇保卫国家独立与土地完整之中国”。在1940年前不到三年时间里，该组织举办各种群众集会数以千计，印制数百万份宣传中国抗战的传单和宣传品，有力地声援了中国的抗战。 不仅如此，民间组织还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战。如“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募集到1800码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3万镑，衣物数十万件。英国友人约翰·桑琴克诺弗特，还向延安的白求恩医院捐献了一辆大型救护车。在抗战爆发的一年半时间内，英国各民间组织共向中国捐款达200万镑。英国民间组织捐赠的钱物，大多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送到中国抗战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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