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承袭制与社会公正(5)

“租金”概念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发展到今天， “租金”至少已经有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垄断带来的租金；第二种是权力设租和寻租；第三种是皮凯蒂所强调的在市场中必然会产生的“钱生钱”的机制，这种机制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食利者的存在，食利者靠着过去积累的或者是承袭的财富，就可以不经任何努力而获得稳定的持续的收入。

垄断租金的问题，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的重视，近来许多改革措施的出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寻租”理论，就比较复杂。这一理论，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关于权力寻租的学说20多年前就引入了中国，曾经引起争议。其中，赞同者认为，寻租行为就是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主要是通过政府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某个人或每个集团的利益。寻租的特点就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得到占有“租金”（超经济暴利）的特权。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财产。中国出现的寻租可分为事前寻租（影响政策）和事后寻租（利用政策的空隙，寻找租金）。由于转轨体制的漏洞非常多，寻租有广阔天地。在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革以及房地产热中，一部分人得以进行大规模的肆无忌惮的寻租活动，引起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恶性畸变。有的论者还进一步指出，传统的注重关系的文化，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由“关系网”组成的寻租网络，在观念层面上则出现了“无钱有权，以权换钱；有钱无权，以钱换权”的流行观念，都说明“寻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陷阱，需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而反对者则强调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是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政府干预作为腐败的原因，那么就会把矛头对准政府，而取消政府干预就会蜕变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至于把政府官员的寻租视为腐败生成的原因，就把官员中的个别问题扩大，是一种“政治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在抹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腐败归根结底是剥削制度的产物。这种观点一度为某些高层人士所认可，对“寻租”论的赞同者的著作则加以贬斥。

20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已经把这番争论忘记了。然而，腐败现象长期得不到遏制，愈演愈烈。在事实的教育下，现在“寻租”概念早已被公共舆论所接纳，还写进了官方文件。而中共十八大以来，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力。用法治的办法把权力关进笼子，以遏制或消除“寻租”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一历史进程，表明权力寻租确实是造成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皮凯蒂在此书的中文版自序中写道：“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反腐。腐败算得上是一种最不合理的财富不平等，让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 “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 。

他更为重视的是，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中出现的“租金”和承袭制及其所带来的财富的不平等。如前所述，在他看来， “租金”不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是一个纯粹而完全的市场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最无能的遗产继承者，只要有资本，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资产实现最高的收益。租金，尤其是通过承袭（馈赠和遗产）而产生的食利者，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既要正视租金给社会带来的消极的影响，尤其要遏制食利者社会的膨胀，又要在道义上破除那种赞美靠租金不劳而获的食利者的观念。

这种“租金”概念恰恰是在中国的舆论中没有引起重视的。那么，这种“租金”对于分析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的现象，到底有没有意义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客观的事实来看， “租金”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已经大量存在。依靠租金生活的食利者或食租者也随处可见。尽管，在上个世纪中国曾经经历过相当彻底的革命，把各种租金和食利者都消灭了。但是，经过30来年的变化，无论是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通过非劳动收入或者是劳动收入，如皮凯蒂所说，一旦财富超过了一定的门槛，自然就会形成“租金”，“钱生钱”的机制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腐败斗争中揭露的事实，让人看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靠寻租得来的财富，如何成为“租金”像雪球一样地滚起来，迅速地膨胀。这两者的相互转化，成为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租金相连的承袭制也开始出现。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就是一个“超级世袭社会”，一旦有了合适的条件，就很容易死灰复燃。近来已有文章指出，在国有企业中至今还存在着世袭制的遗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至今对于馈赠与遗产，既没有登记的制度也没有税收的制约，成为一个黑洞。而大量的社会现象（诸如经常见于报端的“二代”现象）都在告诫我们，如果不加注意，那么承袭制必将兴起。

在价值观念的层面，对于已经出现的对食利者的仰慕，以及在一些年轻人中存在的试图仰仗馈赠和遗产过享乐生活的倾向也已经出现，而且为一些媒体所倡导。几千年超级世袭社会， “封妻荫子”的观念根深蒂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对依靠继承的食利者的仰慕有深厚的土壤，现在又一次被激活了。尽管近代以来的革命进程，留给我们的崇尚依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不齿于靠继承和馈赠享受生活的观念，在经历过革命的一代人那里依然在起作用。但是其影响力在消退，而肯定甚至颂扬“租金”的价值观念却受到一些势力的支持，通过各种途径，在媒体上传播。以至于出现了家有十几套房的学生，认为只要学会收租就无需学习和奋斗，厌学弃学的令人扼腕的典型案例。尽管对此舆论已经有所关注，但是这种关注往往停留于道德教育的范畴，并没有从中着力分析它所折射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可见，现今， “租金”已经是不可缺的一个分析工具了，与此相关的如何对待继承财富的问题也不得不提上研究的日程。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学界即使论及“租金”问题也仅止于对“权力寻租”的批判，而对于“钱能生钱”所产生的另一种“租金”，则相当漠视。究其原因，一个是有些论者还是对“纯粹而完全的市场”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于是对权力寻租之外的、由市场产生的“租金”就讳莫如深。此外，这种漠视，与我们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的理解也是有关系的。对食利者的谴责和鄙视本来经典著作中常见的，列宁在谈到按劳分配的时候，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后常常会加上一句， “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划分阶级的时候，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的工人的人数，超过多少就是小业主，多少就是资本家，却往往不大注意租金问题。以至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还为雇佣多少工人可以允许的问题，争论了很长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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