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认为,对于学者来说,应担的职责是进行系统的和规范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没有精确的数据概念方法也许会看清一切,也可能一无所获。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获得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只有这种研究才能廓清一些欺骗性的或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观念。这类观念,往往会加剧情绪化的论争。皮凯蒂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动机就是要用可靠的数据,廓清一些基本的问题。当然在进行概念分析的时候,作者也是充分利用了巴尔扎克和奥斯丁的小说中的生动的鲜活的描述,把那个时代人们的财富观念勾勒出来,使之与数据所揭示的具体情况互相映照。这一方法也是富有启示的。他可以使得比较枯燥的数字和概念变成生动鲜活的直观感受。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不仅增强了学术著作的可读性,而且使得据论证变得更加真实可信。
二
既然要进行系统的规范的研究,就需要有比较精确的概念和必要的推理逻辑。那么他到底用了哪些概念工具,这些概念工具的解释力又如何呢?在他的概念系统中,对于解释财富不平等的问题而言,也许“租金”的概念是最为关键的。按照皮凯蒂本人的叙述,与“劳动”概念相对照的“资本”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概念是最为重要的。但是,这些概念恰恰是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因而对不平等的问题就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我们切不可把它与马克思对资本的阐释混为一谈。
把“资本”等同于“财富”,显示出皮凯蒂的资本概念,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是不一样的,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也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把资本视为一种生产关系,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去解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秘密,并把资本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分析其内在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演变的规律。对皮凯蒂这一做法学界提出了各种质疑。有的论者认为把财富和资本混同在一起,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从本质上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一个循环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被经常性地——不只限于剥削劳动力——用于赚取更多的货币。皮凯蒂把资本定义为私人、企业和政府持有的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所有资产的存量,不管这些资产是否用于赚钱。近来发表的张军先生与皮凯蒂的对话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皮凯蒂的回答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资本的多维度的历史。也就是说,资本作为一种财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要具体地、历史地考察资本的形式需要把土地、不动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知识产权等不同的形式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考察。显然,这一回答,事实上是答非所问。说的只是考察财富形式的必要性,而回避了为什么要把财富与资本混同起来。
确实,对各种不同的财富加以分梳并且对于各种不同的财富形式在历史时期的作用加以仔细的考察,是皮书的一个长处。正是在这种考察中,他突出了“租金”的概念。皮凯蒂指出,在19世纪, “财富似乎是为租金而存在的,能给某种资产所有者可以有可靠的定期回报,常见的财富形式为土地或者政府债券”。而后来特别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商业建筑,基础设施、机器、库房、办公楼、工具以及其他的物质和非物质的资本有了巨大的积累。住宅、工业和金融资产成为主体,一些非物质的财富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专利是其一;其他的知识产权是其二。其中包括的企业的声誉,商标,信息系统、组织规模等,都是为了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更具有吸引力。
皮凯蒂认为,尽管到了21世纪,资产的类型发生了变化,资产更加多元了, “然而,产生持续且可靠的收入,难道不是资本再自然不过的属性吗?而这实际上正是经济学家定义完美的资本市场的目标”。他还强调,尽管资本往往会进行有风险的投资,资本也伴随着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资本“总是在积累到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
可以看出,在皮凯蒂那里,“资本”概念尽管有多种的定义,资本有多种的形式,不同时期情况也不相同,但是作为资本的最自然不过的属性,就是取得租金。所以,“租金”概念可以视他对资本的阐释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概念,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对二三百年的历史数据的分析最终要论证的是,即使进入了21世纪, “租金”仍然是资本的“逻辑终点”,而现代世界的不平等的加剧, “租金”和与此息息相关的“承袭制”是关键所在。
对“租金”问题的讨论,是从第11章“劳动收入与继承财富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变化”开始的。皮凯蒂首先回顾了18世纪的观念,他指出,在18世纪,“租金”这一概念指的是单笔资本所产生的年度收入。而这一概念又是与“食利者” (renter)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食利者就是指靠租金过活的人,也可以解读为“食租者”。租金与承袭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靠馈赠或遗产从前辈那里继承来的财富取得租金,正是食利者过上奢华的生活的来源。
三
对“租金”的态度是考察社会的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18世纪,整个的上层社会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的观念形态的巴尔扎克和奥斯丁的小说,就把“租金”以及赖此为生的“食利者”生活状态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情。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两位主人公伏脱冷和拉斯蒂涅的对话,集中体现了这个世道的“是非观念”。这篇被称之为“伏脱冷教导”的对话的要旨,可以归结为一个简要的问题:“如果单凭自己努力挣钱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如果继承丰厚的遗产又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纠或者更为简要地说就是“通过勤劳还是祖先的庇荫致富?”对于这个问题,伏脱冷给予拉斯蒂涅的教导是十分明确的: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的想法是异想天开。遗产胜过学业。对于享有巨额遗产的人来说,工作不是问题,唯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而不管财富的来源是继承还是婚姻。在那个时代,当时最富裕人群的生活水平是仅仅靠劳动收入的人无法企及的,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什么还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为什么不能彻头彻尾地不讲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总之,只有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获得大额的遗产或者是馈赠,才能过上上等人的生活,否则无论如何靠自己奋斗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观念,反映的是巴尔扎克时代的社会现实: “那些有幸继承财富的人将会过上舒适的日子,其舒适程度要远远超过需要靠自己打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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