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承袭制与社会公正(4)

至于在经济学的学理层面上，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于以地租为主要形式的“租金”概念是十分重视的。他们往往将地租和资本严格加以区分，并且将地租以及食租者——地主加以贬斥。以亚当·斯密为例。他在《国富论》中，对产业资本家大加赞赏，称之为“生产性劳动者”，对于地主则不然。在斯密眼中，地主的收入来自土地的租金，而租金归根结底是劳动创造的。地租会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但是地主对此毫无贡献。这个“特殊阶级”， “他们不用劳动，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和打算，就自然可以得到收入。安乐稳定，流于懒惰。无知，也不能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验不到的痛苦。”即使是对于习B些并非地主，而是依靠出租房屋收取租金者，斯密也颇有微词：租屋予人，对私人有资本的作用，可以提供收入，但“对社会公众，则不提供收入，不能有资本的作用。它丝毫不能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至于其他的依靠世袭或说不清楚的来源握有大额资财．但只知用于满足眼前的享乐，炫耀财富者，斯密十分蔑视。他把这些人统称为“游惰阶级”。他非常无奈地写道： “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是用全年的生产物来维持勤劳阶级。无论哪一个国家，每年都有大部分生产物归游惰阶级消费。”

但是正如皮凯蒂所说，后来“租金”尽管继续存在，但其内涵发生了变化。随着历史的进步， “租金”变成了贬义词。但是，在主流经济学中， “租金”仅仅用于指称“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即所谓的“垄断租金”，或者干脆用来形容不合理的收入。据我的理解，皮凯蒂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收入，主要就是中国学界已经非常熟悉的“寻租”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就是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用政治权力来设租、寻租。按照这种用法，作为贬义词的“租金”，就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或者是市场原则没有实现所产生的，而在一个纯粹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中，租金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实现了完备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租金问题存在。对于这种释义，皮凯蒂是不同意的。他强调“租金不是市场失灵的体现：相反这是资本在‘纯粹而完全’的市场上的必然结果”。他的重点就在剖析市场经济中的租金问题。在皮凯蒂看来， “租金”是与劳动收入相对立的。《21世纪的资本》第11章的题目之所以用“劳动收入与继承财富之间的关系”为题，就是要表明这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尽管可以相互转化。

在市场中必然会产生的“钱生钱”的机制，这种机制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食利者的存在，食利者靠着过去积累的或者是承袭的财富，就可以不经任何努力而获得稳定的持续的收入。最无能的遗产继承者，只要有资本，就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资产实现最高的收益。这就是一种非劳动收入，它可以无需做任何的努力，不断地获取财富。这里需要指出，皮凯蒂的劳动和劳动收入的概念，与马克思是不同的，甚至与主张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所指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或者是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收入，而且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工资收入、管理者的收入，甚至包括了以及像金融高管一类的极高的工资收入（也就是香港人俗称的“打工皇帝”）。此外，各行各业的明星的巨额收入，也被归在劳动收入的项下。在他的笔下，企业家的一部分收入也可以视为劳动收入（即经营管理的所得）。在皮凯蒂那里，凡是不属于财富的租金收入的都可以归在劳动收入项下。

皮凯蒂对劳动收入的分析，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暂且存而不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皮凯蒂是想用“租金”这一概念与“劳动收入”相对照，并且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证明在当今世界，不仅存在着“食利者”，而且这些“食利者”的租金收入有日益增高之势。这些论证的焦点，就是要驳斥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可以慢慢消融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界限”的观点。说明事实恰恰与这种论断相反， “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的日益发达使得所有权和管理权日渐分离，因此纯粹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是扩大了”， “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

这里他提出了一个“纯粹资本”的概念，以澄清他在本书的前面一些章节在论说其核心观点时的含糊之处。他在讨论租金问题之后，总结说，总而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的以r>g公式表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全没有关系，因而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 “因此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这种想法属于危险幻想。”全民投票，以及无财产权门槛的投票权的形成，“使得富人不再拥有法律上的特权，但这并未消除形成食利者社会的经济力量”。而他之所以在论述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之后，还要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从“租金”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论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强调继承的财产（包括馈赠和遗产）在财富中的作用，以及计算馈赠总额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必要性。

正是在“租金”也就是“纯粹资本”概念的基础上，皮凯蒂对于主流经济学常用的测评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些概念工具，提出了质疑。指出有些概念工具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不考虑分配和不平等的，只是考虑“总和”与“平均数”。比如，国民账户的概念，就是一个实例。还有许多官方的出版物的数据“忽视顶端情况，这不是出于公心”，“经常人为地给出不平等的乐观的图景”，掩盖数字的反常和矛盾现象。有的如帕累托指数，更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对于常用的基尼指数，皮凯蒂认为，它“把劳动不平等和资本不平等混淆”，客观上并不利于搞清事实，而且人们也难以找到自己在当前的层级中的位置。所以他主张要把计算馈赠与遗产的总额及其在国民收入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标记。

五

皮凯蒂对租金、承袭制和社会公正问题的独到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趋势，确实富有启示。不仅如此，他所提供的概念工具，对于我们观察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多年来为社会诟病的贫富分化问题，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习惯于用基尼指数来度量社会公正尤其是分配公正的问题。但是恰如皮凯蒂所指出，这一概念工具把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混淆起来，其后果之一就是容易把注意力放到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上面，把贫富差距的问题仅仅视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将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聚焦于“增量改革”上，一方面力图通过各种改善民生的举措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则着力于缩小劳动者之间的差距。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在一个存在着私有财产和资本的社会里，仅仅关注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难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的。况且劳动收入在一定范围内的差别，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发展经济科学技术等所不可或缺的，所以其调整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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