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逻辑：社会状态的政治区隔与类型演化(4)

图1A区，拥塞式不稳定的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已卓有成效，GDP、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等指标均达到一定水平，但满意度低下说明整体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有效转化为民众对社会现状的满意度，政府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建构社会稳定的战略本身也遭遇了“政绩困局”，因为经济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和不满的情绪是同步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过大。在对匮乏式不稳定的治理中，差异化发展旨在适当扩大发展中的非均衡性，借此形成对其他群体或区域的激励作用以提高效率，但该策略有着确定的适用环境，即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实，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发展成果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非均衡性往往会推动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得贫富差距再次出现。客观来讲，社会分层本身作为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并不足为奇，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阶层流动正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分层的难题在于，打破平均主义机制并拉开阶层差距，同时又保证阶层间的垂直流动性。如果垂直流动性难以保证，那么底层心态的敌视性转化将难以避免。事实上，先富起来的社会上层（既得利益者）内在的保守性，注定了他们不仅不可能将社会资源通过“带动后进”的方式转移到弱势群体，反而可能会利用其所掌握的制度性优势不断从底层提取资源，而这恰恰是导致阶层固化的最大因素。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经济上的短缺和围绕着有限资源的竞争，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社会关系紧张，而长期的差异化发展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贫困的局部化”——局部的区域、局部的行业以及局部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局部性贫困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比整体性贫困更大，因为局部贫困者在面临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时，个人主观努力与资源获致之间的相关性会越来越低，继而发生以相对剥夺感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失衡。但是社会中的结构性剥夺者由于自身的抽象特性不易识别，很容易被弱势群体泛化到全社会，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府部门，于是政府乃至社会的施政合法性将面临挑战，以社会骚乱为表征的社会不稳定将会出现。

第二，政治上的信息沟通与互动渠道不畅。客观来讲，虽然A区的发展成果分配是非均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弱势群体丝毫不能分享发展成果，实际上每个社会群体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自身处境。但同样也正是这样的处境改善推动了民众需要层次的上溯，继而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并不断强化。问题的关键在于，觉醒的权利意识会遭遇现实中的（往往是先赋性的）资源非均衡分配， “如果存在有效的、制度化的压力释放机制，即使存在不满也不一定会发展为与政府的冲突或犯罪活动”， 遗憾的是，后发国家在实质性政治改革之前对弱势诉求的回应往往是低效的。在前现代国家，权力与资源的重叠往往导致社会资源的一体化分配格局，其结果往往是各种资源都集中到同一部分人的手中，发展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维持资源分配优势的最佳途径就是把持国家权力。现代政治学认为，权力与权利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民众权利的张扬势必冲击和限制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掌控，为权力设定边界的社会诉求也将不可避免地招致激烈反对，于是民众的权利诉求与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维护很可能形成对立。

当最初意见表达不能得到有效采纳时，民众行为很可能出现抗争性转化。其在开始时候基本是一种低烈度的和平抗争手段，虽然体现了对当局的不满，但也反映了对基本制度与秩序的遵从和框架内改变现状的期许。当该期许的实现因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而遭到抵制，届时和平改变受阻，通过骚乱形式来表达怨愤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一般在前现代国家中治理资源比较缺乏，大量应激式治理手段的运用严重依赖于财政，在经济景气的情况下尚可维持；而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受限于财政约束，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将会迅速削弱。如果是在社会自为稳定的情况下，应急能力的下降不必然成为一个问题，但在稳定严重依赖于政府管控的社会状态下，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带动公民需求提高而引发的管控成本急剧攀升，另一方面又囿于财政局限而引发治理能力的下降，二者的叠加将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实质性威胁。英法革命以及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无不以财政困局为先导。

对拥塞式状态下的骚乱事件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而实现类型归属的右移（A→B），即走向开放性稳定。右移的平行性说明满意度的提高不再依赖经济发展，而在于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体系的调整，以推动社会资源的分配公正。实际上这一过程的推进将不仅仅使政权合法性得到强化，经济水平也将在这一政治开放的过程中而持久受益。（图3）前文述及，匮乏式不稳定状态下的首要任务在于稳定秩序并发展经济，但实际上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恢复性的增长，增长的根基建基于公民对贫困的恐惧和对财富的狂热等个体因素④。而随着整体经济水平和公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该型动力将面临边际递减的压力，同时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制于垄断、分配差距等制度性因素，而这些问题远非在个体层面可以解决，它需要的是增加参与和政治开放等制度层面的改革。治理对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打破平均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差异化发展战略扩大经济整体规模。而A区既然已经实现了经济总量的跨越，那么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就需要得到矫正，效率导向将重新回归公平价值，以消解低收人群体的心理落差。显然这涉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政策，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提高按劳分配在资源分配中的比例，增加工资收入以壮大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群体规模。其次是税收制度的调整，税收制度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实现对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通过对税收基点的调整，合理化财政负担在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的分配额，借此缩小一次分配中的非均衡性。最后是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民众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一方面避免在市场中竞争失败的群体因缺乏必要的保障而陷入绝境，引发本可避免的暴力事件；另一方面扩大改革受益群体，强化改革认同，改革的重点应适时转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以及对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协调。

其二，执政党主导下的政治制度化与民主建设。“民主”是学界当下最具有争议的概念之一，但众多定义中总体上可划分为“作为一种价值型态的民主”与“作为一种工具方式的民主”两类。对于有着民主传统的西方社会而言，价值性色彩要浓厚许多，对于公民而言，民主本身即是一种需求，而不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工具。但东方社会则不然，儒家传统文化难以找到民主的根基。对于民众而言，民主也并非诉求的最终对象，只是进一步实现其他价值的手段。当乌坎村民发现他们亲自票选出来的新村委并未在土地诉求上有所作为时，很快酝酿起了针对新村委的抗议行动。中国引介“民主”也须以此为基础，确定民主的阶段性中介定位，以追求公民满意为目标，作为一种工具的民主应服务于政府回应性和代表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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