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的叙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

曲春景

内容摘要 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导演的叙事行为相对具有更多的道德豁免权。但叙事是一种关乎伦理的行为，它同样不可逾越规约道德规约。叙事场景的仿真呈现一次次把观众带入犯罪行为的现场， “同视角”的持续关注，影像的大面积投射，让观众占据犯罪者的位置，刺激观众的兴奋点，形成与犯罪行为同位的心理逻辑。叙事行为建构的“叙述视角”、“叙事情景”、“感官反应”等，成为观众身份建构价值认同的主要参照。叙事活动事关人类的道义与尊严，因此，导演的叙事行为不应获取特殊的道德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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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影导演 叙事行为 叙事伦理 感官反应 道德豁免权作 者曲春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072）

在这个叙事媒介无处不在、影像叙事日益成为主流的时代里，一个吊诡的事实是，虽然我们的行为在今天仍然受到各种伦理规范的约束，但电影叙事似乎可以获得更多的道德豁免权。电影故事的叙事行为相对于其他行为，对现实的作用是间接的，叙事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游戏性、虚拟性，使那些平常约束人们行为的伦理规范，对叙事行为似乎不再奏效；即使具有纪实性的影像叙事，相对于其他行为来说，编导也经常可以游离于伦理之外，只要不触犯法律，一切都被允许。因此，在近些年来的中国电影中，那些现实中被视为不道德的或罪恶的行为，均可以被随心所欲地编进故事之中。人们会谴责现实中的恶行，但是，讲述恶行、表演恶行的叙事行为，则不需要承受这种谴责。 “不可杀人”的禁令在叙事行为中不再有效，叙事行为中演示着凶杀、盗窃、奸淫，甚至冠以道德为名义，如为了“劝诫”、“警示”或“惩恶扬善”。

但是，叙事学的发展对叙述行为的研究，以及哲学、伦理学的探讨，共同指证着叙事是一种关乎伦理的行为。电影作品的叙事研究明确地告诉我们，导演作为叙事者和大影像师，对所讲故事信息的掌控、对主客观视角的使用，及其叙述行为对各个事件的组织安排、对叙事情景的聚焦和营造、对人物关系的处理安排等，都不可能在善恶之外进行，关乎影片的叙事行为均与善恶美丑等伦理取向相关。

影像是当今主要的叙事类型， “编导演”等大影像师的叙述行为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是否应当对其叙事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成为一个亟待解决和重新讨论的问题。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使目前的批评话语中，有关编导的负面评价成了限制创作自由的把柄。然而，我国影视生产和接受中出现的诸多争论和异议，却在“倒逼”影视研究必须对叙事行为做出回答。此外，一些导演或影像师自认为具有道德豁免权，往往通过对“恶”的讲述和呈现，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使复制传播恶行的叙述行为，具有后续发展的巨大空间。而这些不受伦理规约的叙述行为，往往轻易地越过伦理底线，热衷于展示杀人过程、盗窃过程或诱奸车震过程等，在影像世界中建构大面积与正常社会行为不相容的情绪团块和叙事场景。

电影叙事伦理，是对大影像师叙事行为的伦理问责，是对叙述行为与其建构的影像世界、叙事场景与观众感官反应之间相互关联等问题的研究。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编导的叙述目的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关系；第二，影片主要展示的叙事场景及视觉团块与观众感官反应之间的关系，即影片的主要场景在观众心理层面上唤起何种伦理反应。

一

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影片不得不建立在营利目标上，这无疑是电影产业的基础。而这首先涉及叙事目的和叙事手段之间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导演通过什么样的叙述行为赚钱？给观众呈现了哪些吸引眼球的叙事场景？引爆眼球刺激感官的视觉图像是什么？简而言之，导演用什么方式赚钱。

在电影生产中，导演的叙事行为控制着影片主客观视角的运行，并为观众设计相应的观看视点，帮助观众进入叙事场景。观众“被”代入到特定的叙事场景中，或形成与故事人物的同视点，或形成亲临现场的切身感。正是这种具有同构作用的观看视角，使观众经历了故事主人公的道德行为，银幕上的叙事场景与观看心理之间形成较强的感官反应场①。在这个反应场中，观众在情感上产生了与影片主人公相同的心理反应，并与主人公的伦理取向形成共振互换。导演的叙事行为直接询唤了接受者的价值判断系统，并影响着大批年轻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特别是观众对自己的身份建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在对各种故事的观看中形成的。正如英国后现代叙事学家马克·柯里所言，人的身份不在人的身内，而是通过不同的叙述，“学会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这就赋予了一般叙述一种潜能，以告诉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利用自己的内在生活，怎样组织这种内在生活”。对电影生产来讲，叙事行为建构的“叙述视角”、 “叙事情景”、 “感官反应”等，成为观众身份建构价值认同的主要参照。

因此，导演的叙述行为，即设计怎样的人物和视角、以怎样的场景刺激来调动观众的观看热情等，虽然是编剧导演个人的事，但也是一件与观众价值认同、身份建构密切相关的事。它“决定着可见与不可见，决定着影像之间的关联性质，决定着影像的可见度与延绵，决定着影像在人的感官系统中投射的面积和深度”，特别对年轻观众内在意识及内在价值系统的形成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影响作用。所以，在电影生产中，叙事伦理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客观存在。

在电影创作中，如果编导的叙事目的只是为了赚钱，且缺乏相应的伦理规约，叙述行为只注意高票房和怎样吸引观众，则极易形成迎合观众窥视欲等负面的心理诉求，导致电影创作出现与法律及社群不相容的伦理观念。中国电影近年来反复出现的高票房低口碑现象即是如此。然而，对不负责任叙述者的批评，在电影市场化运作中还会被演变成票房推手，使电影批评的处境变得极为尴尬可笑。让电影研究者庆幸的是，中国终于有自己的导演能够用创作呈现和思考与叙事相关的伦理问题。例如，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以大片的形式思考了这一严肃问题。他用戏中戏的形式批评了我们时代的不良叙事，该影片“枪毙马走日”的桥段，就形象地嘲讽了文明戏的叙事者王天王逾越道德底线的叙事行为。王天王既是叙事者又是马走日的扮演者，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个色情杀人故事赚取票房。王天王特意为观众设计了被叙述者马走日裸杀情人完颜的场景，他扮演马走日挥动明晃晃的大刀一遍遍的腰斩情人完颜，完颜的下半身裸体被杀人者高高举起，影片戏中戏的观众在观看时还一遍遍为之欢呼雷动。不良文人王天王讲述的暴力凶杀的叙事情景，迎合了当时观众的窥视心理，并与观看文明戏的观众构成了强烈的互动。王天王利用观众的负面心理为自己赚得钵满盆满，但其叙事行为所构成的叙事情景，激起被叙述者马走日的冒死反抗。另外，对暴力凶杀及色情的展示，最终引起了文明戏及电影叙事者们自己都难以控制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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