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活动不是价值中立的游戏,叙述目的、叙述手段、叙述行为、叙事情景、观众的接受活动等,均与价值相关。跨越伦理界限的叙事行为,往往将被述者——无论生者还是死者,胁迫为人质,从而迎合观众心中潜藏的对暴力和色情的嗜好,骗取大众的欢呼。这些迎合观众窥视心理的叙事,通过展示表演引起观众的狂热,使其在暴行施虐的画面作用下,产生高潮般的体验并不断要求更强的刺激;其内心的善念早已被色情杀人的噬血冲动驱逐殆尽,其欢呼和迷恋的往往是演示的罪恶本身。这种叙述行为,客观上造成让观众进入不良人物内心、形成与反道德恶魔的亲近或同情关系,并在叙事情景的诱导下,一次次形成对杀人、盗窃、奸淫等行为的心理快感,引发观众对人物恶行的非正常判断尺度。这里,由叙事行为建构的叙事情景召唤出潜藏在人们心底的恶灵。这种以展示罪恶而谋取票房的叙事行为,虽然会给导演和制片人赚来丰厚的回报,却把负面价值通过观众输送给已经缺少高素质止能量的社会。所以,叙事伦理的限度是不应该被突破的,它牵涉到对德行善品的尊重、对人格良知的维护、对事实真相的敬畏。不尊重叙事伦理的叙事行为,借助强势媒体,形成的是一种有害于公众的文化势力,理应受到社会的惩罚。然而,当前以色情暴力为卖点的中国电影仍大行其道。主管电影的负责人,还在强调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市场增长的引擎。但是,能否在票房之外用叙事伦理的尺度反思一下编导们的叙事行为呢?
今天,我们的叙事底线早已失守。叙事机制越发达,叙事能力越强大,有害叙事的传播和危害就越大。社会已经为无视伦理规约的叙事行为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叙事者或‘大影像师’的故事,以迎合观众的私欲和低级趣味为手段,把每个接受者询唤为欲望主体,或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者,或者以暴露为手段,制造出更多的窃贼大盗杀人狂等” ,对叙事伦理底线一再突破的行为,不论它是以什么样的名义进行,其叙事本身充斥的恶意足以抵消它的任何诉求。在这些影片中,恶或者被洗去了其不道德的色彩,或者保留了激动人心、使观众血脉贲张的“魅力”,并被编导的叙事行为一遍遍召唤上场;而观众被没有伦理底线的叙事行为所挟裹,为这样的叙事场景激动喝彩和贡献票房。突破伦理底线的叙事行为,正是姜文嘲讽的王天王所做的事情。但在今天中国电影的生产中,像王天王这样的叙事者大有人在,而像马走日那样幡然悔过发起对不良叙事行为的反抗者则乏鲜可见。
无论虚构类叙事还是纪实类叙事者的叙事行为,都不具有道德豁免权。虚构类叙事者所讲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对人心的戕害却是真实的。因此,不受伦理规约的叙事不是为了惩恶而是在诱恶、扬恶和彰显恶行。固然,市场是电影存活的基础,但不良叙事颠覆的不仅仅关系电影的存亡,它具有改变社会、颠覆历史、以假乱真、吞噬真相的巨大潜能。失去伦理规约的叙事行为,对事实有着极强的颠覆性、破坏性。如果叙事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事件进行随意改动,如果叙事涉及的还是公众事件,那么,这种没有底线的随意叙事则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力量,将历史事实永远埋葬在时间的洪流中。
注释:
①米莲姆·汉森认为,由于感官的即时性和情感的直接效应,视听媒体更容易营造一种为大众分享和认同的公共反应场,这种反应场植根于感官体验和情绪反应中,潜伏在各种模仿性的认同过程中、 “这些认知效应更关键地基于感官体验和感动,驻扎在常常比封闭的叙事意义更偏激、更过分的模仿认同的时刻中。” (米莲姆·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当代电影,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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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2]李洋.电影的政治诗学——雅克·朗西埃电影美学评述,文艺研究,2012 (6).
[3]曲春景,蚀心故事与被污染的叙事主体——当前影视艺术的叙事伦理病症剖析.探索与争鸣,2014 (5).
编辑 高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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