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逻辑：社会状态的政治区隔与类型演化(2)

从根本上来讲，社会稳定与否最终取决于公民对国家制度体系与政府行为的认同程度，在认同的基础上公民满意程度就相对更为“单纯”，并不会过多地受到政府经济绩效的影响。所以公民满意程度比较高的社会状态，即使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也能够实现社会“维稳”，而在欠缺公民满意的情况下，无论经济发展绩效如何，骚乱的发生很难避免，体现在框架中即A与C区社会骚乱会比较多发。出于二者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一致，我们将C区称之为“匮乏式不稳定”。A区的不稳定多与政治结构有关，可称之为“拥塞式不稳定”。与之相应的是两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状态，B区无条件的社会稳定可称之为“开放性稳定”，D区有条件的稳定可称之为“僵化性稳定”。僵化性稳定与开放性稳定：两种类型的稳态

（一）僵化性稳定：管控逻辑基础之上的秩序

一般而言，公民作为生物界中的个体，在基本生存资料的索求上有着与其他动物相一致的方面，马斯洛在论及人类需要层次时将生存需要列为第一层次，中国古代也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可见物质需要对于人的作用之大，甚至决定人的行为与思想层次。而公民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水平，一个经济发展绩效比较差的社会中，公民多数处于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生存状态，长期的生活紧迫将引起对政府的不满，而不能实现这些能力的政府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图1D区，较低的政府有效性却能够与高合法性搭配，居民的普遍贫困并未演化为对政府的不满，社会依然能够稳定运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在“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时期，公民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难以满足，整个社会却依然保持了基本稳定。朝鲜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苦难行军”时期的情况也较类似。问题在于，低有效性与高合法性的结合究竟是有着内在一致性还仅仅是一种政治“偶遇”？笔者认为，这种合法性的获致是一些有效性以外的因素带来的，或者说这种稳定是有附加条件的。

1．地理——区域阻隔。国际范围内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可以说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常态。在古代由于交通与通讯工具的滞后，仅仅凭借地理障碍与空间距离，就足以将不同区域间的社会完全或者相对隔离开来。生活在古代的人多数并不知道其活动区域之外的人的生活状况，客观存在的发展差距并不能进入他们的意识世界，也就难以产生心理落差，进而经济滞后也就不必然构成社会稳定的威胁。现代社会则不然，高度发达的交通与通讯工具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大大缩短了整个世界的空间和时间距离。这些革命性变化“冲垮了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观念上的屏障，把欲望和需要推向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过渡性社会满足这些新的欲望的能力的提高，比这些欲望的增长要慢得多”，于是“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便形成了差距，这些差距引起了社会挫折和不满” 。对于政府而言，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怎样保持稳定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区域隔离阻断外界信息的流人，借此来抑制居民心理落差的形成。朝鲜始终禁止普通公民使用手机等即时通信以及接触互联网，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避免外界信息的进入搅动平民内心的“宁静”，无以形成心理落差，就无所谓不满，也就不会形成超出政府供给的需求。

2．组织——网络控制。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农民起义源自流民生变，流动性意味着对政府管控能力的侵蚀，超出政府管理范围的群体很容易发展为对抗性力量。 因此，有史以来的历代政府无不以推进“政权下乡”为己任，较为常用的做法是对普通民众的网络化控制，从远至汉代的“编户齐民”到民国的保甲制度，无不试图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至个体。这种“社会体制化”的做法之于政权而言，一则将几近全部的社会资源吸附在体制上，瓦解潜在对抗力量的物质基础，以此实现公民对体制的绝对性依赖；再则通过网络化人身控制，消解体制内可能的对抗性力量，从而有效控制政府合法性的威胁。

3．经济——平均主义。区域隔离后的特定区域是否会内生公民不满，要看区域内部生活资源的分配状况。公民不满的生成实际上源于公民的心理落差，既然区域隔离阻断了参照对象的域外来源，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如何避免参照对象在域内产生。对于“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社会而言，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在分配政策上力行平均。平均主义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通过消解不同群体之间在经济生活上的心理落差，提高其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哪怕仅仅是一种低水平的平均。中国在改革前对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误解虽然阻碍了经济建设，却从另一角度维持了社会稳定，原因就在于平均的贫困能有效遏制不满的产生。

4．思想——话语主导。区域隔离和平均主义分别从域外和域内两个角度消除了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来源，但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一种试图限制信息源的消极策略。因为除了上述二者外，居民仍然有较大的信息生产和消费空间，尤其是当物质世界长期得不到改观时，一种无需参照对象的心理不满也有可能成为某种形式的群体心理。而群体心理的基本特征即非理性、冲动和急躁，这将给政府构成不小压力。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限定居民信息范围的基础上，通过意识形态话语主导进一步规定居民的思考方向与内容，保证居民意识世界与主导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的策略，对于确保政府合法性也是必要的。

（二）开放性稳定：合法与有效的调谐

图1B区，开放性稳定属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公民满意度双高的类型，其得益于政府内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调谐。因为单是经济绩效并不能带来公民的满意度，尤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甚至会遭遇“政绩困局”，所以开放性稳定的形成更多地依靠政治结构的理性化。

强调政治结构的理性化，并不是说经济基础次要，恰恰相反，正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迅速地为民主产生了经济基础，而缓慢的经济成长创造民主基础的速度也相对地较慢”，这也正是为什么“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原因。一方面，经济发展总体上意味着公民收入的增长，继而推动需求层次上移，使得公民关注点从物质世界向心理世界过渡，在濒临临界值后公民将更为关注自我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具体到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意味着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对政治结构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等组成”，中产阶级因在经济上已超越生存压力而获得了足够的闲暇与资本，为其发展社会交往提供了物理和心理条件，于是大量社团逐步出现，在组织化的基础上对政治结构改革的要求也将逐步提上公共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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