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逻辑：社会状态的政治区隔与类型演化(3)

较为理性化的B区政府有能力对组织化的民意表达做出有效回应，这至少需要两个要件：一是民主性。虽然民主程度与公民满意度之间并不呈线性关系（尤其是在C区和D区），但对已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的B区来讲，由于公民经济福利已有明显改善，民主条件则更趋于完善。B区民主所发挥的基本功能在于开放政治系统，面对日益组织化和理性化的公民表达，通过不断的制度修缮来实现对意见的广泛吸纳，借以提高自身的代表性；受到尊重的公民也将逐步演变为建构系统合法性的散布性支持来源。民主又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为选民创设有效政治空间以利用选票来影响政治，但政策更迭以局部的政治牺牲置换了制度体系的合法性，而制度与程序对于社会稳定显然更具意义。二是回应性。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张力关系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民主关注于公民表达，但表达的分散性会增加意见综合的难度进而侵蚀回应性，甚至出现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情况。因此，为保证回应性，理性的政治结构会设置有效的政策转化机制来“为民主设定边界”，防止权力之间的过度制衡及所带来的回应乏力。②

开放性稳定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保证政治体系从公民表达到政策回应始终处于一种良性运转之中，其政治行为关注点在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合法性也建立在公民参与和对需要的满足上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性稳定是一种内在的和无条件的稳定。僵化性稳定则不然。其政府行为关注点在公民需要的满足上面，虽然这种合法性也是存在的，但建立在对社会环境严格的政治界定基础上，通过限控公民需要而实现。匮乏式不稳定：生存逻辑导引下的社会不安

可见，在社会状态的四种分类中，虽然表面上存在两种稳定状态（B和D），但是真正的内生性稳定只有开放性稳定一种。僵化性稳定本身的严苛条件，决定其要经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非同步搭配所带来的周期性震荡，才能走向开放性稳定（B）。从分析模型上看，发展路径主要有D→B路径和D→C→A→B路径。前一种发展方式需要合法性与有效性获得同步发展，在世界发展史（尤其是后发国家）上还没有先例。所以D向B的转型更多的是后一种路径，也意味很难避免以社会骚乱为表征的社会震荡。

图1C区，匮乏式不稳定说明其处于经济匮乏和政治衰败双重困境，但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围绕满足需求的公民行为总是遵循从物质到精神的递进特征，即物资匮乏的C区公民行为更多的仍要归结到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上，无论这种行为是以政治化的形式还是以经济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像非洲、菲律宾、中国部分村民在选举中出卖选票，作为政治权利的投票选举异化为谋取短期现金收益的寻租方式。原因就在于当公民需求尚停留在衣食温饱阶段时，任何的政治权利都会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公民的物质理解范式中来处理。因此，早期选举制度中的财产限制在特定历史阶段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即满足基本的财产标准才有可能将选票视为神圣政治权利来理解，而不是可折现的商品。要满足这一点并非易事，即使在俄罗斯这样发展不错的金砖国家中，公民在面临优质民主与经济景气的单选题时，依然有高达80010的公民选择了经济选项。考虑到任何形式的发展均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基本宗旨，那么在特定阶段资源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发展任务也就不得不侧重于物质发展，并借此逐步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当然，笔者并不是说经济发展与优质民主必然存在矛盾，只是在特定阶段国家发展选项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侧重于经济发展，政治意识的强化实际上是某种难以逆转的自然过程。俄罗斯公民选择优质民主的比例从2002年的10%逐步提高到2012年的20%，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图2）。在匮乏式不稳定状态下，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最好方法始终是发展经济以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

第一，从战略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稳定在于公民心态，公民心态的稳定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而凝聚力的建构在于国家是否有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僵化性稳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稳定，其关键在于通过对社会环境的政治界定和意识形态的灌输实现对民众心理的一元化控制，使民众自觉汇集于意识形态的号召之下，心理方向的高度一致确保了社会行动的一致以及整体稳定。就匮乏式不稳定所处的经济与政治双重困境而言，关键在于通过建构国家在发展领域的共识来凝聚社会心态，通俗来讲就是强化民众内心关于共同“将蛋糕做大”的观念认同，让民众相信经济的发展将迅速改善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如此一来，民众注意力就被转移到了个人对于经济发展的追求上，预期收益会激励民众努力增加收入，对于政府能力的怀疑也得到缓解，政府及社会的稳定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重建在“政绩合法性”上。1978年安徽小岗村民协议私分土地的现象，反映了以“一大二公”为主要标志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农民群体心中产生合法性危机，意识形态价值已难以有效粘合社会各个群体，新的核心价值目标的替代成为当务之急，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实现了这个战略性的“目标替代”，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做大蛋糕”开始，社会性的普遍受益是改革初期阶段的基本特征，经济建设目标的确立重新整合了社会心态，避免了滑向匮乏式不稳定社会状态的可能。

第二，从策略上讲，在实现了战略上的目标替代之后，确定合适的策略是十分必要的。基于C区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为了更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是可取的。其一，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异化。对于C区来讲，首要的任务在于为经济发展重建秩序，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的稳定状态。在此目标的引导之下，出现一些政治上的“滞发展”甚至是“逆发展” （如走向一个威权政府）是可以理解的。苏联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过早地强调了“公开性”，过早地“使群众和‘基层’享有全部的民主权力，并学会习惯地、内行地和负责地行使这些权利”，尤其是在经济改革尚未取得充分成效和物质积累的情况下推进。在制度基础和国家整合都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发展型政府实施政治经济改革的差异化发展是合宜的。 “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在任期虽反对民主抵制政治改革，但在智利至今拥有可观的支持者，原因即在于其对智利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曾使大量平民获益。其二，区域发展结构的差异化。一方面，可以集中有限资源重点建设一些区域，在此基础上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避免平均式的有限投资导致普遍式的继续贫困。另一方面，区域差距的存在对其他地方而言客观上也是一个发展激励因素，能够突出效率观念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当然，区域发展的差异化应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否则又会成为新的动荡因素。其三，产业发展结构的差异化，同样为有限资源决定，政府很难同时谋求所有产业的同步发展。在外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从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轻工业开始是合适的，既可以满足民众生活需要以提高满意度，也可以为进一步的工业发展积累资本。拥塞式不稳定：一个从经济到政治的过程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经典论文稳定的逻辑：社会状态的政治区隔与类型演化(3)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