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是否改变——兼与刘爽、梁海艳等学者商榷(3)

笔者猜测，刘、梁一文的问题很可能出在计算和统计2010年数据的夫妻年龄差时，忽视了上述性别变量与计算夫妻婚龄差方向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有可能采用的是直接将全部数据中的两个初婚年龄变量相减的方法，而没有保证性别变量与相减方式的一致性。因此，其直接相减所得到的结果中，就既包含了一部分实际上属于“丈夫初婚年龄”减去“妻子初婚年龄”所得到的结果（当回答者为男性时），也包含了另一部分属于“妻子初婚年龄”减去“丈夫初婚年龄”所得到的结果（当回答者为女性时）。而将包含这样两种不同方向的结果汇总以后，所得到的自然就不会是整个样本中有统一方向的“夫一妻年龄差”的真实状况。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笔者还尝试按照这种错误的方式，即直接用2010年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中的“当时配偶的年龄”变量减去“你的初婚年龄”变量，得出频数分布表。然后将频数分布表的结果按刘、梁一文表1中的类别进行合并，看看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表4）：

将表4中笔者按照直接相减方法所得的结果与刘、梁一文表1中的统计结果一一对比，不难发现，笔者按这种错误方式所得到的统计结果与刘、梁一文表中的结果在各项比例的分布上几乎完全一致（各项偏差基本上都在1.5%的范围内）。因此，笔者估计，刘、梁一文在计算2010年数据时，使用的很可能是这种错误的统计方法⑤。而正是这种错误的统计计算方法所得出的错误结果，导致其研究得出了“婚配年龄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的错误结论。

怎样看待研究结果与进行解释

刘、梁一文由于计算错误所导致的错误结果和结论，对笔者在看待研究结果和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两个方面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其一，研究者对研究中所得出的那些与前人研究结果大不相同的结果和发现，要高度重视，在做出研究结论时，要十分谨慎。高度重视新的研究结果和发现，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因为科学正是在不断地总结新结果和新发现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而谨慎地做出新的研究结论，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种高度重视和谨慎的态度，首先体现在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反复思考、检查、核对，甚至是重复计算和验证方面。研究者对自身研究过程的认真检查和反思，不仅可以避免研究中的各种疏漏和错误，也可以发现研究结果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对于刘、梁一文来说，如果他们在得出了2010年与前两次明显不同的结果时，就认真进行核查和验证，或许就会发现统计和计算过程中的错误，也不会出现几次数据的统计分析方式互不统一的错误了。

比如，当发现研究结果中夫妻年龄差分别达到-84岁和82岁时，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结果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数据中全部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都在15～65岁之间，怎么可能出现夫妻年龄差超过80岁的情况呢？退一步说，即使有年龄超过80岁的研究对象，要使得夫妻年龄差达到80多岁，那么年龄大的一方是否应该在100岁以上呢？显然，只要研究者稍加注意和思考，这种错误是不难发现的。

其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也体现在研究者为研究结果寻找和提供合理的解释方面。研究者主动积极为自己的研究发现找出合理的解释，不仅可以在更深的层面上认清具体研究结果的意义和实质，扩大研究发现的理论价值和应用范围，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避免出现错误的研究结果和结论。特别是当研究得出与前人明显不同的结论时，研究者更应该认真思考和分析导致这一结论的可能原因，对于寻找到的或提出的解释也应该反复推敲，尽可能做到有理有据，而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判断或猜测。

拿刘、梁一文的例子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婚配模式真的发生了如此大幅度的变化，那么，这背后一定有其形成的社会原因。更直接地说，在这十年中一定有某些非常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动，或者社会制度变革、或者社会文化变迁。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原因，就应该对研究发现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实际上，刘、梁一文作者对于“男小女大”比例显著上升的结果也找出了一定的解释： “第一，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的适婚群体性别结构失衡；第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和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婚姻观念可能受到巨大的影响；第三， ‘男小女大’夫妇婚龄差可能是我国长寿时代背景下，女性理性选择的一个结果和发展方向。”但这三点解释或许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推敲。

比如，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的确，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总体偏高。但这种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为什么会导致20、30年后“男小女大”婚配模式的比例升高，而不是导致“男大女小”婚配模式比例的进一步提高呢？刘、梁一文所说的社会适婚人口中男性过剩、女性人口缺失，以及可能有几千万光棍不能结婚等，或许都是事实，但这些事实为什么只会导致男性去找比自己年龄大的女性结婚，而不会导致男性去找比自己小更多的女性结婚呢？刘、梁一文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在婚姻市场上“最不具竞争力”（即分布在农村偏僻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的职业等级较低）的“过剩男性”，在其同龄群体中以及在更年轻的群体中都找不到对象。因此，他们“在择偶时就不得不把眼光‘向上看’，考虑那些比自己年龄较大的女性，这就导致了‘姐弟恋’的出现”。刘、梁一文的分析和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什么这些“过剩男性”在同龄、小年龄女性群体中找不到，而在大年龄女性群体中就能找得到？是因为大年龄适婚人口中女性过剩吗？刘、梁一文并没给出证据和说明。退一步说，即使客观上有足够多的、比他们大的女性供他们择偶时考虑，也还需要证据来说明主观上这些比他们大的女性择偶时的确会考虑他们。

又如，关于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原因的确不能排除。但是，一方面，如果说这一因素对2010年的婚配模式有影响，那同时就得说明为什么它对1990年、2000年的婚配模式没有影响？另一方面，社会文化观念对社会中人们的婚恋行为的影响是一种渐变的过程，即这种影响及其所导致的变化应该是相对缓慢的。前面介绍的北京市2004～2009年婚姻统计数据中所显示的百分比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样是在2000～2010年这十年间，连续6年的发展过程，婚姻的年龄匹配模式只是发生了非常细微的变化： “男小女大”的婚姻比例仅仅上升了2%左右，男女同龄的比例也上升了2%左右， “男大女小”的婚姻比例则下降了4%左右。对于这种相对缓慢（实际上也相对正常）的变化速度，用社会文化观念变化引起人们婚姻观念变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择偶标准和择偶行为来进行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同样的十年间，发生“男小女大”的比例上升26%、 “男大女小”比例下降26%这样的巨变结果，则是用这种正常发展变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观念变化因素所无法解释的。除非有证据表明，这十年间的社会发展中有非常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导致人们的婚姻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否则，用文化观念的影响来解释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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