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上海儿童娱乐及其教育导向(3)

二、1927—1937年上海儿童娱乐的教育导向

（一）儿童娱乐以儿童本位教育为出发点，在生活中教育儿童

首先，娱乐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儿童娱乐突出儿童的参与。娱乐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生活的主要内容。儿童在娱乐中通过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事物获得生活常识，提高心智，并形成良好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儿童身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较为柔弱，需要通过锻炼来发育成熟，娱乐是重要的锻炼方式。此外，娱乐还能帮助儿童发现美和进行美的创造，儿童还可以在娱乐中学习各种有关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和获得基本的生活技能。

1927～1937年是上海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期，受到儿童本位教育的影响，在城市娱乐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农耕文明所维系的“成人中心”转向“儿童中心”，儿童娱乐更加注重从儿童身心和认知的发展特点来教育儿童。1927—1937年上海儿童娱乐场所数量增多，娱乐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凸显儿童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意识。儿童不仅仅是娱乐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以主体的身份在娱乐中与周围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由此发展自己。儿童玩具、儿童体育、儿童游乐场等都强调儿童的参与；儿童图书、儿童电影等也以儿童心理为基础，发展儿童的兴趣，当时上海有不少电影院在星期天的上午加演一场电影，多为卡通片，主要就是为少年儿童服务。儿童播音、儿童歌曲等突破了以往儿童教育的范围，注重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和熏陶，极大地促进了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

儿童娱乐注重训练儿童的参与能力，以期让儿童融人生活，创造生活，如有歌谚倡导：“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把儿童解放出来，特别是解放他们的手和脑，来创造新的儿童世界”。《申报》刊登的飞虎牌油漆广告中讲述了“三娘教子”的故事：孩子在母亲指导下自己将“小桌小椅，一齐漆好，非常美观”。“慈母与游子”的故事讲的是母亲帮助少年整理衣物，少年独自去杭州参观博览会。这些都强调了儿童的参与，培养儿童亲力亲为、自己动手做事的习惯。

其次，儿童娱乐和学校教育互为补充，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不断发展，儿童入学率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1937年上海59%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远远高于当时30.88%的全国适龄儿童平均入学率，但即便如此，上海当时仍然有41%的适龄儿童难以入学。对于这些儿童来说，体育馆、电影院、公园等社会教育设施就成为他们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对已经入学的儿童来说，娱乐也能够带给他们以新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体验，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如电影、体育运动等“舶来品”和新式儿童图书、玩具象征着“摩登”的生活方式。儿童娱乐内容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单一封闭的玩法，而是变得多元开放，从重伦理教化到重实际应用，并且和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教育即生活”思想的影响下，儿童娱乐反映儿童生活，又通过生活给儿童以启迪。从生活书店1935年对总书目的一个分类索引可以看出，当时关于儿童少年的读物涉及到普通读物、语文、社会、公民、史地、自然、技术劳作、文艺（包括美术）、生理卫生、体育和童子军等10大类，92个小类。这些图书来自生活、反映生活，又在生活中教育儿童。

在近现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变革中，新旧生活习惯混杂并存，新式生活方式逐步在生活中成为主导，而能够较多享受新式生活方式的是城市中上层居民，城市下层儿童的生存生活受到严峻的考验。1935年联华公司拍摄了三部极具现实意义的儿童影片（见表4），在中国贫弱的大背景下关注儿童培养，或反映城市对儿童的期盼希望，或描绘底层儿童试图改变生活的抗争。这些影片是儿童生活的真实写照，敦促社会解决儿童的实际困难，激发儿童拼搏奋发的斗志。

儿童图书、儿童电影、儿童歌曲、儿童游戏和玩具注重儿童个性的塑造、潜力的挖掘和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了良好的娱乐环境。只有在能得到承认、支持和获得自主活动机会的生活环境中，儿童才能富有情感地、热切地、创造性地从事各种活动，并将这种具有参与性、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的主体精神最终扩展到儿童成长的其他领域。

（二）儿童娱乐体现爱国主义情怀，号召儿童救亡图存 上海是民族矛盾非常集中的半殖民地城市，政治的不独立始终制约着其自身的发展，寻求民族独立成为迫切需求，培养儿童的爱国情怀也是儿童娱乐的重要任务。

上海玩具民族工业的兴盛和当时的反帝爱国运动、提倡国货的历史背景有关。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激起民愤，人们抵制日货并转而购买国货。上海多家民族资本主义玩具厂生产的玩具都带有浓厚的爱国色彩，鼓励人们购买国货以表达爱国之情。1919年上海爱国玩具厂诞生，以“赤心爱国牌”为商标生产铁皮机动玩具，20年代又制造了印有“勿忘国耻”的铁皮鼓。

自1927年起，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首的先施公司在商场内专门设立“儿童世界”，供儿童进行正当娱乐，其中包括军事用品，以“激起儿童爱国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儿童报刊的创办者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他们把国家危亡的危机感和追求自由民主的紧迫感，通过报刊传播给儿童”，同时也对儿童寄予厚望，期望儿童在不久的将来肩负起抵御外侮和建设祖国的责任，儿童读物将儿童成长发展与团结御侮紧密结合。如左联文研会创办的《中学生》《新少年》《现代儿童》等。《申报·儿童周刊》从创刊起，几乎每期都刊登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如1933年12月10日《儿童周刊发刊辞——寄全国的小朋友们》、12月17日《为民族、国家去努力》、12月24日《我是中国人》等。还有在上海坚持出版近800期的《儿童日报》，均从不同的角度向儿童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号召。

儿童电影制作者也认为“反帝抗争，御侮自卫，应当作为儿童电影主要的内容，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了中国彻底的自由独立解放，从儿童教育着手，真是电影作家们重要的任务了。”商务印书馆制作的教育电影，时事片多数记录上海的社会生活；风景片主要录制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借以反映中国的悠久文化历史，有的还联系时政，如《济南风景》里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攻占青岛等，希望以此激发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儿童娱乐服务于上海经济的发展，敦促儿童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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