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神话为谁而讲

田 雷

内容摘要 宪法神话是美国宪政的文化基础，培育了一代代美国人对建国宪法的热爱、认同和信仰，由此解决了21世纪美国人为何要遵守18世纪宪法的民主正当性难题。宪法神话在此意义上是美国国家构建的必要环节。中国学者存在于美国宪法所规范的生活秩序之外。对于我们而言，美国宪法神话是他人的神话，我们大可不必介入“神话”与“反神话”这一美国本土文化内战之中，而是要基于外部观察者的立场对这种宪法神话的现象进行文化研究。宪法神话现象的启示，不在于我们要复述这种神话，而在于学习美国人是如何建构宪法神话并由此培育宪法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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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宪法 宪法神话 宪法信仰 原旨主义 文化研究

作者 田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40004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FX019）

超越文化内战

作为美国宪法历史和实践的旁观者，我们冷眼向洋，在吸收和消化美国本土的宪法叙事时，首先应自觉意识到美国人自己讲述的宪法故事就是相互为战的。新保守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兴起使得美国陷入了一场“文化内战”，自由派和保守派争夺宪法控制权的斗争也构成了内战中的关键战线。美国的左翼自由派要用政治科学的标准去评价美国古老的宪法机器，认为这部制定于18世纪的宪法难以经得起民主的检验， 也是美国当下治理危机的制度根源。 相反地，美国的右翼保守派反其道而行之，将美国宪法的长寿以及超稳定性解释为美国长治久安的政道，用政治神学的修辞将美国的建国宪法送上了政治信仰的神坛。 而在本世纪初的9·11恐怖袭击之后，宪法叙事的分裂非但没有弥合，反而愈发激化，著名的政治观察家迪昂就曾哀叹： “我们的政治心灵已经分裂。”

中国的学者隔洋观火，也无法摆脱这种源自美国本土的分裂叙事。不仅如此，这种舶来的分裂也同我们自身的文化对峙相互激荡，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宪法的认知更为分裂，较之于美国本土，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保守派只是要将美国宪法送上美国传统的封神榜，但我们有些学者却要把特殊的变成普世的，认为美国宪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相信它为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提供了一试就灵的政治公式。反过来，美国自由派的批评仅限于在既定的宪法秩序内进行与时俱进的政治变革，反对已经造成严重民主缺陷和治理危机的宪法陈规，但中国学者的某些论述却主张美国宪法并未提供任何可资借鉴的政治智慧，仿佛只有回到智识上的闭关锁国，才能全盘否定美国宪法。

在这种两极分裂的学术语境内，平心静气地进行学术讨论的空间正在逐渐缩小，有些学术批评最终成为审查对方政治立场的诛心之论，造成了美国宪法研究在国内的病变。相当一部分的研究不是在讨论具体问题，而是动辄上升至“主义”之争，更准确地说，具体研究的结论早已为研究者的主义所决定。在这种研究现状下，我们应当提倡多谈问题而少问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面对美国宪法的历史与实践。在此意义上，佟德志教授的《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神化》就是谈问题的学术佳作。作者在文中如数家珍地列举美国本土的学术研究，反思了主宰中国学者心灵的美国宪法神话。考虑到该文作者还是美国政治学大师罗伯特·达尔晚年名著《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的中文译者，其文更值得国内同行的认真对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同佟德志教授都是“反神话”战线内的战友，可以说是美国宪法这尊偶像的破坏者。笔者致力于批判的是法学界所想象出的美国最高法院迷思，希望在破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更具整全性，更讲历史观，也更有政治感的美国宪法叙事。就此而言，笔者和佟德志教授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为身处学科领域的不同：笔者是一位法学学者，佟教授是一位政治学学者。同样是在具体问题的场域内“反神话”，笔者的笔触更技术化些，将批判的对象限定在法学界内弥漫的司法中心论，而佟教授却有着更宏大的理论抱负，将他的火力扩散至美国的宪法政体上来。

但在本文中，笔者要改变此前的论证路径，不是要继续以具体的历史真实去祛除美国宪法的神话，而是要对佟教授所指涉的“神话”命题进行一种“主义”层面的反思。本文的出发点并不是佟教授所主张的“让美国宪法回归真实”，而是要将美国宪法神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一种基于域外旁族、语言和文化习俗各不相同，有些时期，某些族群之间甚至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在这种多元格局内，能让美国人万众一心的就是他们对同一部宪法的认同和信仰。而宪法信仰之所以可以超越多元文化，并且代代相传，如下文所述，所必需的就是美国政治文化所讲述的宪法神话。阿克曼教授就曾讲过： “我们的宪法叙事把我们美国人构建成一个民族。”换言之，没有宪法叙事， “我们美国人民”不可能成其为一个政治民族。

作为美利坚民族的根本法，美国宪法在历史维度内表现出了我们常讲的超稳定性。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起算，这部宪法在两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仅有27条宪法修正案，至今仍然生效，因而它也是现代政治世界内最长寿的成文宪法。文本宪法的超稳定性，一方面是美国宪法最为世人称颂的文化特质，但另一方面却也构成了美国宪法实施在当下的重大难题。首先，1787年宪法因其古老并且极难修正而充斥着成规陋习，历来构成了自由派学者进行宪法批判的标靶。一部制定于18世纪的宪法，对于21世纪的美国而言就好比一件束缚手脚的紧身衣。达尔教授就曾讲过，虽然他“对本杰明·富兰克林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我还是得承认，与今天电力工程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或是那些偶尔帮助我家修理电线的电工比起来，他的电学知识是微不足道的”。言下之意，建国者的宪法放在眼下只是一部老黄历了，如要解决美国政府的民主赤字和治理僵局，则非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不可。

其次，对于本文而言也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古老宪法还受困于为什么要守法的民主正当性难题。根据自由主义的法律学说，公民之所以有守法的义务，盖因他们对这部法律表示过自己的“同意”。但这种命题无法简单推演到美国宪法上：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当然不曾对这部18世纪的宪法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那为什么要遵守这部宪法呢？这就是长寿宪法的时间悖论。确实，在自由主义的世界观里，时间构成了美国宪法的负资产，只要仍停留在社会契约论的规范世界内，自由派就无法为这道时间难题找到解决的出路。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要遵守18世纪宪法，美国保守派解决了这道时间难题——但不是用学术理论，而是用现实的政治行为。简单地说，当自由派将时间作为美国宪法的负资产之时，保守派却相信时间恰恰是美国宪法实施的最宝贵财富。从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开始，保守派就提出宪法解释的原旨主义，以之作为动员美国民众，同自由派争夺宪法控制权的政治学说。30年后，原旨主义作为一种宪法解释理论大获全胜，也正折射出美国自由派失败的症结所在：自由派虽然正确地提出了一道学术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却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它在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不构成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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