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被“小资产阶级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4)

五四知识分子同样被冠名为个人主义者。郁达夫主张“大众文艺”： “我们并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想利用文艺来做官。我们也没有名利上的虚荣，想转变无常地来欺骗青年而实收专卖的名声和利益。我们尤其不想以裁判官，天才者，或个人执政者dictator自居，立在高高的一个地位，以坛下的大众作为群愚，而来发号施令，做那些总司令的文章。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其中关于“裁判官”、“总司令”的说法，确实对于独霸文坛者有所不满，刺痛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神经，因为他们的气势、做法尤其是对文艺的理解．确实具有这样的风格特征。所以，彭康给予了迎头痛击，认为郁达夫作为“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堕落的享乐主义者，他那种decadent式的萎靡的生活，使得他完全为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所支配，反映到文艺上成为一个专描自家的生活及社会底畸形的部分现象的作家”，是不可能“努力于普罗弄塔利亚文艺”的。彭康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评论“大众”二字，认为在“阶级的分化”以后，就没有统一的大众，所以，只能有革命的文艺。因此，他断定郁达夫代表的是“反动的文艺”， “先前以个人主义的颓废文学来迷误青年，后来又提倡Raymong的农民文学来使青年走入歧途，现在又是什么大众文艺来缓和青年的阶级意识及革命精神” 。在彭康看来，郁达夫是个人主义者，即使他提倡“大众”文艺，他的“大众”因为违反了阶级划分，不是“大我”，仍是“小我”，仍然是个人主义的。郭沫若断言： “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就过去了，然而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的呻吟，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他剑指鲁迅等人，批评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结论更可怕，说鲁迅“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钱杏邨更是横扫整个文坛，认为“十年来中国的作家，始终是在醉生梦死之中”，多数都看不清时代，认不清文艺的使命，离不开“个人主义”，老实说，超过十之九都是醉生梦死的， “故意唱着哥哥呀，妹妹呀，花呀，爱呀，抱住了一个女人就是抱住了一个世界呀……”。黄药眠认为文艺“本就是属于民众的”， “个人主义的文学已经达到崦嵫日暮的时期了”，如果能够将“民众的勇敢的力量，民众的伟大的牺牲的精神”表现出来， “一定可以洗去从前个人主义文学的颓废的伤感的，怯懦的，叹息的缺陷，而另外造出一刚强的，悲壮的，朴素的文学来”。但革命文学对于知识分子摆脱个人主义是失望的，所以才会说“大概国内一般普罗文学作者，都是小布尔乔亚出身。根本还只从意识游离化，情感个人主义化的境况下出来，要想取得集团的意识，社会化的情感，当然是不大可能的”。

革命文学倡导者驳斥个人主义倾向与驳斥趣味主义及动摇幻灭倾向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都坚持了阶级决定论，即以出身断定阶级意识，以阶级意识评判文学创作的性质。知识分子大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小资产阶级没有正确的社会发展观，所以必然处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之中而出不来。其实，社会作为整体是由个人构成的，否定个人，社会整体是不存在的。文学作为表现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是由不同的作家个体来完成的，否定了作家个体，也就否定了文学创作。所以，当革命文学否定个性，给知识分子贴上个人主义标签，其实是片面化的，并不符合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承认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这两端的必要性与关联性，而不会只承认共性，只承认一般。

从上面一些分析可以看出，革命文学关于知识分子三副面相的刻画，并不十分高明，这种刻画因过度政治化而不准确。但是，我们发现，这三种刻画却完好无损地留传了下来，成为革命阵营观察知识分子的定势，也成为知识分子自我内省的定势，大家都照着这三副面相来复述着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切。如果你是知识分子，人们认为你必然具有趣味主义、动摇幻灭与个人主义的倾向；如果你讲究一点趣味，有时候行动不够坚定，对前途有些思虑，甚至在集体活动中提出自己的观点，人们就会认为你一定是知识分子，或者是犯了与知识分子一样的错误。

在延安整风中，关于知识分子就有这样的描绘：“（一）一般说来，均为精神劳动者， ‘灵魂匠人’，精神生产晶的生产者，但这可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容易产生精神支配物质的唯心的、超阶级的、反政治的观点；（二）各有文化的一方面的特长，即从事某一方面的精神劳动，对某种理想与精神生活有强烈的要求，能为之牺牲奋斗，但这可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容易流于空想、叫喊、感情冲动，而不实际、不真切、不能坚持，缺乏韧性；（三）习惯于单独生活与单独工作的环境，要求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反对各种各样的压迫与干涉，但这可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易于不愿过集体生活，发展个人主义，成为孤僻，同群众隔膜，看不到与看不起群众的力量； （四）很强的个人自尊心与自傲心，爱好与尊重自己的事业，但这容易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夸大自己的地位与作用，看不起别人； （五）发表自己作品的强烈要求，但这可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容易流于好出风头，当空头文学家，而不愿埋头苦干，切实工作。”这与革命文学刻画的知识分子面相，何其相似乃尔。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检讨自己的，强调改造的必要性与艰难性。丁玲说： “要真真地脱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衣裳，要完全脱去旧有的欣赏趣味、情致是很难的。这是出身限定了我们不能有孙悟空陡的一变的本领。”认为思想改造就是彻底地改变一个人， “要能把自己的感情溶合于大众的喜怒哀乐之中，才能领略、反映大众的喜怒哀乐。这不只是变更我们的观感，而是改变我们的情感，整个的改变一个人”。丁玲还将思想情感的转变视为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关键，认为创作技术的修养不高不要紧， “今天应该强调立场”。塞克则将转变视为十分艰难的过程：“‘转变’这两个字不是容易谈的，我告诉诸位吧，我是从民国18年就下定决心要转变的，我那时候离开上海南国社的一些朋友，把自己的作品扔掉，并下决心丢开自己所属的阶级，到北方去作工人、流浪、饿饭、坐监狱，生活给我的考验可说是够多了，可是一直到今天的13年之后，我还是没有转变过来。”丁玲与塞克的看法，印证着知识分子具有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根性，也印证了改造知识分子非要很多年不可。

为什么会出现并不准确的概括与刻画却能被代代相传呢？关键在于，对于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化，运用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先将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一类，再从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加以定性，再从这种定性来评价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结果，归入小资产阶级，使知识分子失去了再革命的主动性与主体性，因而发生于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原本属于知识分子的职业特性，就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弱点乃至错误，从而与革命格格不入，革命必然改造知识分子。可是，只要转而一想，跳出阶级分析的框架，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情况就会天翻地转，那些原本被判为缺点弱点的东西，恰恰是知识分子作为特殊职业者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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