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被“小资产阶级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

尹传兰，刘锋杰z

内容摘要 革命文学的倡导者通过重新定义文学与知识分子，获得了规划文学发展的领导权；并运用强大的批评力量，刻画了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面相，成功实施了对于知识分子的驱离。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发展了革命文学理论，但却忽视了知识分子的专业特性与公共特性，造成了轻视知识分子与文化的后遗症。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 公共性 革命文学

作 者1尹传兰，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2刘锋杰，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苏州205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 (13BZW002)、牡丹江师范学院国家级

重点创新预研项目“中国现代文论中‘小资产阶级话语’研究” (GY201303)、苏州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选题一般项目“中国现代文论中‘小资产阶级话语’研究” (23320211)

不可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义场中，知识分子是个光辉灿烂的名称。梁启超提出“新民”、“新国”等口号，获得热烈响应，出现了“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学”、“新道德”、 “新女性”的放大效应，这是知识分子所为；“民主”与“科学”成为两大基本口号，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并从此高高飘扬在世纪中国的天幕上，这是知识分子所为；冲决闭关锁国而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引进西方的现代文化以改造民族传统的旧文化，鼓吹西方的制度文明以取代传统的制度文明，也是知识分子所为。此时的知识分子可谓堂堂正正、意气奋发，诚如李大钊所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时代的良心，前进的灯塔。就连毛泽东在论及五四时，也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的这一领先作用，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所以，尽管他强调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结合将会一事元成，也还给予了合理的历史评价： “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然而，时过境迁，经历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再经历“反右”至“文革”， “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历史魔咒，再次降临于知识分子的头上。上至专家学者，下至小学毕业生，只要稍微有些知识的人，都变成了“臭老九”，却又“老九不能走”，被慰留而挣扎在生活边缘。而此时，则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改造知识分子以便他们化身工农，彻底抹杀了知识分子作为独特群体存在的必然性与重要性。社会的全面去知识化，表征之一就是社会的全面排斥知识分子，就连历史上的“焚书坑儒”的丧心病狂之举，也被美化为“革命”而受到追捧。知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知识分子当然一同万劫不复。

曾在巅峰，却入谷底。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如此重大转折，当然可以有多种研究路径来予以揭示，如揭示它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外来思想原因、民族性格原因、个体存在原因等，但若从思想史角度来认识的话，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倡导，无疑是制约与生成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话语活动。表现为三：其一，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士气，使其丧失了五四时期的趾高气扬；其二，规定了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使其以猥琐面目出现，不再有任何文化上的优越感；其三，确立新的文化领导权，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此后的知识分子就以革命文学倡导者所规定的特殊身份而存在着，全然失去了往日的无限风光。

按照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于任何事物的重新定义，都意味着一场权力的争夺。定义斗争的焦点是（体裁或学科之间的，或同一体裁内部的生产模式之间的）界线及由此而来的等级，而确定界线，维护界线，控制进入，作为场域的维护，要实现的就是“打击他们想驱逐的人，否定他们的存在”这样一种目的。源发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倡导，就是这样一场重新定义文学的活动。伴随着这场活动，所发生的最为核心的事件是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从而彻底扭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起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并转而向趋向革命、趋向工农大众的新的文化方向发展。这为1940年代提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基础。革命文学倡导所推行的文学重新定义活动，由三股新兴文学力量打造完成，它们各有侧重地共同推进了革命文学的发展。

第一股力量是核心力量，主要是一批投身革命却又不能忘怀文学的职业革命家如萧楚女、沈泽民、邓中夏、恽代英等人投入了倡导活动。他们曾分任中共青年团、党中央宣传部、工会等部门要职，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为阵地，集中发表了一批歌颂革命文学的文章。他们与一般文学家的不同在于，当想到文学时，首先想到的是文学能否为革命服务，而非文学自身具有什么审美价值。因此，他们不满文学与现实革命的脱节，猛烈批判文坛现状，认为只有转向革命，文学才有出路。沈泽民指出： “一个极大的变动正在涌起；社会的全组织正在瓦解；旧的阶级已自己走到他的灭亡的道路，新的阶级正在觉醒起来凝聚起他自己的势力。……这是一个暴风雨的时代啊！正是从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富有色彩，动作，和音声的时代——一个大活剧的时代！对于这种民众的反抗精神，有哪一个大文学家能替它留下一个影片呢？这个影片，若是能够留下来，虽不能算为文学之终极的造诣，终能胜过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学。”沈泽民重新定义了文学，认为唯有表现了革命时代，才是真正的文学，这是革命文学的宣言。邓中夏认为，要做一个“有价值的新诗人”，就不能专门做“欣赏自然”、“讴歌爱情”、“赞颂虚无”这类没有志气的勾当，要能“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的工具”。邓中夏是直接提出文学是政治工具的人。萧楚女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强调， “在我们唯物主义的人，自然是以为所谓艺术，就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这表明革命文学一开始就要改写文学定义，认为文学只有革命了，才有出路，才有价值。

第二股力量是“后期创造社”的批评。1927年下半年，受成仿吾邀请，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李铁生等人从日本回国，形成了这股批评力量。这批人在日期间接受了日本左倾福本主义的影响，坚信无产阶级文学是世界文学发展的新潮流，所以要在中国文坛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以达到创立革命文学的目的。他们主要为革命文学倡导提供理论基础与说明。如成仿吾，解构五四“文学革命”的必然性，证明“革命文学”出现的必然性，认为五四的文学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即“主体——智识阶级”的，“内容—一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Ideologie意德沃罗基)”，“媒质—语体，但与现实的语言相去甚远”，“形式——小说与诗歌多数，戏剧甚少”。由于在内容、语言甚至形式上都与“农工大众”相脱离，所以，应当随着“社会全部的组织”即“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发展“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改变了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革命文学”。李初梨提出了“怎样建设革命文学”的问题，明确了重新定义文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目标就是“不惟应该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有产者的对立起来，而且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李初梨同样援引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革命文学就应当反映“阶级的实践”，并且分别从作家与形式两个方面，规定了革命文学的诸条件。就作家言， “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多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克服“有产者或小有产者的意识”， “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形式言，应当是“讽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李初梨认为他的这篇文章是“理论斗争的开始”，其实，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大多干了一件事，要把从日本学到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搬到中国来，套在中国文坛之上。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经典论文知识分子如何被“小资产阶级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