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被“小资产阶级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3)

分歧在于，革命文学认为趣味文学会与它们争夺群众，使群众只知趣味，不知反抗与革命。李初梨指出，以“‘趣味’为中心”，会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巩固起来；以“‘趣味’为鱼饵，把社会的中间层，浮动分子，组织进他们的阵营内”；以“‘趣味’为护符，蒙蔽一切社会恶”，最终是要达到“以趣味为鸦片，麻醉青年”目的。所以，从阶级对垒的角度来看趣味文学，既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革命文学当然会以最为严厉的方式来对待趣味了，必然“要打倒一切的Canon，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及PetitBourgeois的趣味”，在“我们的生活上做一番彻底的革命”。成仿吾意在分析趣味文学产生的社会根据，李初梨意在揭示趣味文学的阶级属性，在他们看来，这些作家都是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来写出现实的血淋淋的本质，所以将他们归入反动阶级加以打倒。从今天来看，成仿吾等人对趣味的评价是简单的，他没有解释清楚趣味何以就是不诚实的人生态度。其实，趣味作为一种审美态度，代表着个人的心性修养，生活上的优游不迫．满怀超越功利的人生理想，这不是人类所应杜绝的，反而是应当提倡的。但在革命兴起的时代中，趣味成了激发革命意志的障碍，因而成为革命的对象。对于成仿吾等人的论述，应给予双重评价，从时代需要出发，他们批判趣味有其革命的必然性；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看，他们全盘否定趣味，则是对人类价值多样性与人生态度丰富性的严重忽略，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继承这样一份优秀的思想遗产。

革命文学将趣味妖魔化了。鲁迅、周作人等提倡趣味，只是释放与表达心中的郁积，体现个人情感，意在针砭社会的死气沉沉，这是有利社会与文学的健康发展的。虽然趣味不像革命风暴那样的摧枯拉朽，可也在慢慢地改造人心，有何不妥？当时就有不同意见，如远中逊在评价成仿吾时指出： “文学里完全排斥了趣味的时候，文学特有的美便立刻会失掉。”但这并没有引起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丝毫反思与改变，成仿吾反而反驳了这种观点，强调“革命是一种有意识的跃进”，而“趣味这个迷魂阵”，会“戕害人类的自由精神”，再次要求“打倒一切浅薄无聊的趣味”。由此可知，在革命文学那里，趣味就是如此的不堪、消沉、颓废；而一切知识分子，如果具有知识分子特质的话，那就免不了趣味主义的嫌疑。

第二副：幻灭动摇的面相。这是围绕茅盾的小说《幻灭》、《动摇》展开的。茅盾的小说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动摇与幻灭，但这并非表明茅盾也是动摇与幻灭之人，提倡动摇与幻灭。可是，在革命文学运动高涨之际，茅盾这位中共早期的党员知识分子，也难逃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被视为动摇与幻灭的代表者，散布着悲观失望的情绪。

钱杏邨对这两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给予了重点批判，指出： “因着政治上的几次分化，小资产阶级把自己阶级的最明显最可笑的特性通统的表觋出来了，重要的要算他们游移不定的心情和对革命的幻灭两点。”《幻灭》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的女子的性格，不仅游移，抑或懦弱”，认为这“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女子最普通的性格……表现中国青年的恋爱狂的卑鄙的不堪的动态，处处令人喷饭……”所以“全书把整个的小资产阶级的病态心理写得淋漓尽致”。《动摇》描写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一群” “你幻灭动摇的没落的人们呀，如果你们再这样的没落下去时，我们就把这一句话送给你们作为墓志罢。我们再不能对你们有什么希望” 。但是，钱杏邨显然越过了某个临界点，将对作品内容的判断与对作家思想状态的判断混为一谈，将作品描写的知识分子的动摇感与幻灭感，完全归因于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祟，这就难免张冠李戴。他的结论是： “茅盾的作品所代表的，只是小布尔乔亚的幻灭，小布尔乔亚的悲观”， “妨害了普罗列塔利亚政治运动”。这样一来， “茅盾的作品不是革命的，只是消极的对革命的反动”。革命文学作家们“应该采用一切的文学的战斗方式，把这种倾向，使它在小布尔乔亚群众之中，消灭下去” 。

茅盾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其一，作家要“拣自己最熟悉的事来描写”，自己熟悉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加以描写呢？其二，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几乎占全国人口十分之六，“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不表现小资产阶级不是奇怪吗？其三，描写小资产阶级中间的“落伍”人物，并不能证明著作的“落伍”，二者不是一回事。这只是重复了文学理论常识，十分具有说服力。但由于无法满足革命文学要求作品内容与作品目的、作家立场的高度统一而遭到批判，茅盾的争辩没有阻扼革命文学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简单指斥。这一状况延续到了1950年代初期，再次爆发“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可见，知识分子已经成为革命的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指没有知识分子，草命无法成功；食之无味是指知识分子毕竟是另一类人，总会与革命格格不入，需要不时地提防、批评、争取他们，颇费革命的时日。

革命文学之所以会对知识分子的动摇与幻灭如此深恶痛绝，是他们将人类的心理活动完全政治化了。在它的视野中，只要是革命人，就毫无动摇幻灭之感；相反，如果是一个非革命的人或反革命的人，那就必然会动摇幻灭，因为这类人看不到人类的希望。革命关于知识分子必然动摇与幻灭的结论，与其说是从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分析的，不如说是从阶级斗争分析角度做出的非此即彼推论。这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瞿秋白就是典型例证，他是中共领袖，遇敌誓死不屈，可留下《多余的话》，也见证了内心的柔软、脆弱与复杂。我们能够从其作品中流露的心理上的动摇幻灭之感来否定他的一生吗？鲁迅的《野草》最能代表他的内心震颤，可谁会因为其中包括了动摇幻灭情绪，就否定它的成就呢？茅盾的这些遭受猛烈批判的《幻灭》、《动摇》，时至今日，却被人们称作是茅盾最有魅力的小说。其实，人的政治立场的坚定性与其内在心理的复杂性之间不是全然对立的，而是可以兼容、相得益彰的。可是，经过革命文学的如此裁贴，知识分子戴上的这副动摇幻灭面相，一时是难以摘除的。

第三副：个人主义的面相。革命本身就是追求“集团的”、“阶级的”与“我们的”利益，如郭沫若所描绘：“我敢相信，我们人类社会的构造是在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假使最大的幸福是被少数人垄断了的时候，社会生活是无从产生，而已成的社会也会归于瓦解。在这已成的社会中，最大多数的不幸的人一定要起而推翻这少数的垄断者，而别求一合乎这个构成原理的新社会，这就是该个社会中的革命现象。”相应的，革命文学也以追求“集团的”、“阶级的”、“我们的”利益为目的，“无产阶级文艺最大的特征，是在与个人主义相反的一点，无产阶级，是‘我们’的，并不单单是‘我’的，他们摈斥Individualism．反对一切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自我浪漫表现，而建设着无产阶级整个的团结力量，所以Collective这个字，是无产阶级文艺里的一条脊髓”。这里选用了两组对立词语： “我”与“我们”，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与“Collective” （集体的），用于说明文学的不同性质，其目的就是表明“我们的”、“集体的”文学是革命文学，而“我”的、个人主义的文学却不是；“我们的”、 “集体的”文学是值得提倡的文学，而“我的”、个人主义的文学是应当反对、加以淘汰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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