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功能
杂剧作为一种消费性的艺术，它的兴旺发达要能够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观众的审美取向直接影响了杂剧的创作、表演和流传。元杂剧的观众主体主要是由数量庞大的手工业者、商人、军人及艺人商贩等各色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他们的审美趣味受到自身经济地位和文化品位的制约。他们的文化层次不高，欣赏不了品位较高的诗词歌赋，对娱乐性、故事性较强、自己熟悉的通俗作品比较感兴趣。母亲历来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当她们成为剧中的人物时，也最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激发观众的审美娱乐情感。元杂剧通过形象描绘的手段成功塑造了许多人人所熟悉而又个性鲜明丰满的母亲形象，给人以直接的美感;大团圆的结局让民众在幻想的满足中实现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这些都满足了大众审美的需要。
元杂剧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形式，具有通俗文学美学的共性。首先，它是“大众的文学”。在内容上，俗文学表达了大众的情绪和思想;在形式上，它是老少咸宜、妇孺皆知的，是一种“下里巴人，和者盖众”的东西。元杂剧中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母亲形象，许多母亲是观众在历史中或现实中熟悉的原型，迎合民众的接受能力、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她们特征鲜明，好记易懂，虽然类型化的缺陷，但是她们能够表达民众对母亲的思想情感，并且在情节的结构上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最终结局，也是观众所期待的理想结果。
娱乐性也是元杂剧所赋予一个主要使命。“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9]观众是上帝，一出戏必须得到观众的认可才能长期生存。元朝社会的黎民百姓灾难深重、精神沉重，他们去勾栏观戏主要是获得精神的愉悦、心理的满足。在“娱心”逐渐成为民众对通俗文学的消费观念的支配下，为了满足广大市井观众的需求，剧作家会想方设法从选材上满足他们的审美心理。剧中的母亲形象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例如，青楼戏中的鸨母，虽然多为生母，但母女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母爱的光辉在金钱的冲击下已经当然无存。在这类杂剧中，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特别注重曲折复杂性，艺术手法上多讲究误会和巧合，语言的滑稽逗乐、通俗易懂的优点，故事的结果多为有情人终成眷属，鸨母备受惩罚，满足了观众“畅然怡然，少导欢适”的娱乐要求。家庭剧中的恶母们，她们在舞台上只能进行插科打诨的表演，为戏剧增加了笑料。剧作家剥夺了她们充分表达感情的机会，把她们完全抽象为一个个恶的象征符号。
另外，寓教于乐的教育作用。“寓教于戏”，被中国古代曲论一贯奉之为戏曲教化的基本形式。寓言式的叙事方式易于将创作意图在搬演中实现，元代戏曲作家在创作母亲形象时，也注重此方面的教育作用。他们认为剧中的母亲可以承担道德教化的载体，即劝善惩恶于娱人的形式中，力图做到“寓教于戏”。剧中正面母亲形象是优秀品质的化身、是儒家基本伦理“忠、孝、节、义”的体现者，代表了儒家正统思想，是艺术美的表现。这些母亲的正面形象观众很乐意接受，她们为子、为国的牺牲精神，为世人所敬仰，对观众有一定的正面教育意义。善恶终有报，而一些作恶多端的鸨母和继母们，都不得善终，这种恶报对世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威慑力。这些贪婪狠毒的负面母亲的丑恶形象的警世作用，对当时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有较大的影响。
注释：
[1][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页。
[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59页。
[3]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4]钱南扬（校注），高明：《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5]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6]李学勤编：《毛诗正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7]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8]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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