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生存哲学对文学之影响

　摘  要：《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的独异性取决于余华个人的文学观，而余华的文学观又源于他的性命观。这种性命观即是他表现出来的关于中国人民的生存、宿命意识。通过对命运之所以如此的追溯并领悟，从而开始一系列的赎罪过程，达到心灵上的洒脱与超然，随后“安身立命，随遇而安”。 
　　关键词：活着  许三观  性命观 
　　任意一个了解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人，《活着》（1992年9月）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8月）都是不能忽视的两部作品，在2000年，它们都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0部作品”，由此可见，它们几乎在装订成册之时，就已经风靡全球。这两部作品受到了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也开始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扩展。本文则想通过余华的“文学的眼睛”——《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文章浅析余华的中国式的性命观，通过这两个人物身上折射出来的整个中国民间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意识，探讨人间人性的新观点，探讨树立人新的主体的可能性，从而否定文革时期那个以整体社会和历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全体主义存在论，相反，我们要肯定人间个体的内心世界以及人格，并且这一人格不单纯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关心自己，隔断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应该尊重他人的人格，甚至可以为了他人去经历各种苦难，承担他人的责任，通过这一代赎主体的改变，完成个体存在的崇高与伟大。 
　　在对余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文本解读中，我首先关注的是余华赋予这两位极为平凡人物身上的无所不尽其极的苦难，尤其是在面对这样的苦痛甚至是磨难时，主人公福贵和许三观通过自己的生命方式去消解存在其生命中的苦难，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生存精神，“这是一种以生拒死，以死求生的生存悖论”[1]（P73），这就是中国国民传统的生存哲学，“无形的命运和不尽的困难无时无刻不再向个体的生命施以强大的压力，个体生命又因其对生命本身的珍视和对‘活着’的贪恋不停的挣扎。前者不停地将个体生命向死亡推近，后者又竭尽全力使自我远离死亡。这不可遏止的对死亡的靠拢和倾其所有对死亡的逃离之间形成了无比巨大的张力，由此而迸发出的来自生命的能量就显得崇高而伟大”[1]（P76）进一步探讨余华中国式的生存意识，进而完成一种“安身立命、随遇而安”式的释然、洒脱与超然。 
　　一、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性命 
　　性命一词对于现在的大部分人来说，其实就是“生命”的代名词，泛指一切具有生命体的生物。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性命几乎是与生命合二为一的，可是它又不单单是这样，追本溯源，“性命”是一个哲学名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指万物的禀赋和天授，是儒、释、道三家一直重要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三家的侧重点又不尽相同。“心性论”一直是儒、释、道三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道家内丹学家的发展下，这一问题趋于成熟。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强调的是“存心养性”，而佛教则关心的事“明心见性”，这二者都将心性提升到极高的位置，反而忽视了 对“命”的解释与关注，虽然在之后道家对“命”讨论的影响下，儒释两家也将视线拉向“命”，但是对“性”与“命”二者的解释依旧没有达到契合的程度。《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处性指个人情志、个性，命指天命。佛教也谈“命”，并且佛教密宗将“性”与“命”放在一起，提出“性命双修”之说。不过最主要还是道家和道教将“性命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那么何为“性”，何为“命”呢？“性”即是心性、秉性、思想、精神等，《西湖佳话·孤山隐迹》：“所谓隐者，盖谓其人之性情，宜于幽，洽于静，癖好清闲，不欲在荣华富贵中，汩没性命。”“命”即是生命、身体、物质、能力等，《荀子·哀公》：“故知既已知之矣……则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这样写道，“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就二者的统一，“性命双修”被广泛肯定。《中和集》《性命圭旨》《天仙金丹心法》《天仙正理直论》《金仙证论》等书都有关于“性命双修”的论述。《性命圭旨》说：“何谓之性？元始真如，一灵炯炯是也。何为之命？先天至精，一气氤氲是也。”又说：“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陈撄宁大师说：“性即是吾人之灵觉，命即是吾人之生机。”可谓既深刻，又生动。人的生命实际上是两个生命即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的双重融合，人们通常说要身心健康，亏其一即残缺不全。所以性命二字高度概括了人生的两大要素。然而，在余华《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中，两个主人公福贵与许三观的“性命”又是怎样的呢？ 
　　二、“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命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因其在九十年代的重要性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相应的各种对文本的解读都随之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在众多的研究中，关于将余华的这种独特的文学观及性命观解读为一种“中国式的生存哲学”成为众学者的倾向，周景雷指出《活着》蕴含的浓厚的佛教意蕴，他指出余华在福贵身上赋予的对“苦”的关注正好与佛教的“挣不脱的命运路数”相契合，余华将人物放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历史框架使其个体找到本身生存的一个支点，即是顺着自己的命运之路走下去。李荣英将福贵“紧张的活着”以及许三观“在苦难与重复相依为命”的环境中变得顽强，看作是一种“命中注定”，当余华的写作风格少了像八十年代作品《现实一种》《在劫难逃》里的暴力下的死亡，变成《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天灾人祸，由残杀主义转为受难主题，主人公的历经苦难透露温情，反而更能让人的个体存在显得崇高而伟大。本篇作品也关注主人公的受难，但是在文本的解读中，我将着重关注这种苦难的来源，“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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