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社会功能

　　摘  要：母亲群像是元杂剧作品中的一类重要角色，不论是主角的母亲群像，亦或是配角的母亲群像，众多鲜活的母亲群像令元杂剧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她们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也蕴涵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对元代社会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从意识形态上看，母亲形象的塑造对于社会民众有着道德教化的功能;对杂剧作家所代表的下层民众而言，又具有情感宣泄的功能;此外，母亲形象的塑造也满足了大众审美的文化需求。 
　　关键词：元杂剧  母亲形象  道德教化  情感宣泄  大众审美 
　　我国的戏剧，其起源、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发展到宋代院本，表演要素日臻完善。及至元代，文坛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等叙事性文学的浸润和启示下，找到了适合于表演故事的载体，并于舞蹈、说唱、科诨等表演要素结为一体，发展成为元杂剧，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元杂剧中，大量作品真实描绘了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母亲群像是剧作家精心塑造的一类重要角色，不论是主角的母亲群像，亦或是配角的母亲群像，众多鲜活的母亲群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隐忍牺牲的张海棠（《灰阑记》）、教子有方的陈母（《陈母教子》）、洞明世事的介母（《介子推》）、深明大义的杨母（《救孝子》）、爱女心切的崔夫人（《西厢记》）、心狠手辣的马大娘子（《灰阑记》）、爱财如命的贺妈妈（《百花亭》）……这些栩栩如生的母亲形象为中国古代戏曲增添了性格各异的艺术形象。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大量地出现在元杂剧中，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令人可惜的是，研究界至今对此鲜有专门研究，本文对此试作分析，以抛砖引玉。 
　　一、宣传教化的功能 
　　中国文学早在先秦时期就确立了“教化为先”的传统，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高台教化”、扬善惩恶的功能，并经后世不断改造和深化。汉代《毛诗正义》中解释“风化”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1]唐初诗人柳冕在《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中指出：“夫文章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2]夏庭芝认为元杂剧：“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3]高明更是唱出了教化的至高音：“不管风化体，纵好也徒然。”[4]王骥德在《曲律》中也主张“戏曲应为有关世教文字”[5]。可见，教化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古代文人学者的心灵深处。 
　　以高度的道德自觉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元剧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宣传着儒家文化认同的道德观。剧作家在元杂剧中主要还是用儒家文化来认识和剖析社会，解读元代的社会生活。如元杂剧中的母亲形象就是他们根据儒家思想来塑造的人物典型，他们借助剧中的母亲让她们成为儒家正统文化期望下的母亲角色的执行者，以起到“正人伦、美教化”的引导世风的作用。在元杂剧中，母亲形象成为作者道德传播的载体，担负着宣扬教化作用的社会功能。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坚贞贤惠、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对现实中的民众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作家借助正面母亲形象激励人们追求心灵的净化和人性的完美，引导良好的母教风范。比如，舍弃亲子、保全非亲子的道德母亲杨母（《救孝子》）、王婆婆（《蝴蝶梦》）;为子长远考虑、严于教子的陈母（《陈母教子》）、陶母（《剪发待宾》）;以国家为重、识大体的佘太君（《谢金吾》）;深沉睿智、洞明世事的介母（《介子推》）等。她们都是当时社会树立的道德楷模，带给观众的是一种不可磨灭精神教化。作品中还塑造了一些顺从之母，如：梅英的母亲、召公夫人、刘月娥的母亲和张道南的母亲赵氏，她们则是男性作者为女性受众树立遵守妇德的榜样，那就是通过舞台的教化作用，强调“夫乃妇之天”的最高原则。这些母亲身上寄寓着作者对母亲角色的伦理诉求和审美立场的美好理想，也暗含着作家借助这些人物楷模引导良好的母教风范的道德教化意旨。 
　　同时，元杂剧中也塑造了一些背离母性的负面母亲形象。一方面固然是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恶毒母亲逼女为娼、虐待子女的事实的反映，但剧作家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粹揭丑，而是通过这些不得善终的反面教材，希图予以教育后人。对于恶母，作家采用戏谑的笔法，让观众在嬉笑怒骂中思索和审视人间的黑暗和罪恶，对于驯化教化人们心性中的恶劣成分，具有相当的教化作用。出于对人性中种种劣根性的痛恨和谴责，杂剧作家给予那些阻扰女儿幸福、抢夺他人财产子女、陷害驱逐杀害亲人的恶毒母亲们以最强烈的审判，对她们的恶行进行严厉惩罚。比如：马大娘子（《灰阑记》）被凌迟处死;王腊梅（《神奴儿》）杀害侄儿，被“明正典刑”;萧峨（《还牢末》）被“剖腹剜心”;《曲江池》中李妈妈沦落为乞丐。对于这一类恶毒的母亲们予以不得善终的处理，无疑对世人有着劝导的作用，劝诫人们尤其是母亲们不要重蹈覆辙，自求毁灭。作者希望以道德去感化那些有心无心作恶的母亲，以求其幡然悔悟，达到家庭的和谐。 
　　正面母亲的优秀品质，在受众经过长时间的阅读、欣赏之后，其心灵也会被潜移默化。当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审视人生时，自然会以作品中具有的道德教化作用的母亲为参照，来要求和规范自身的行为，达到扬善惩恶的目的。因而，元杂剧中的母亲形象成了教化的最好工具，也是作家在元代礼乐崩坏的环境中对回归传统母性的呼唤，也充分显示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剧作家匡扶世风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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