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披露项目分值设计未涉及权重的问题,避免了人为的主观因素。环境信息披露项目及其评分方法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包括样本数量、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及标准差。其中,样本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最高为0.45,而最低的仅为0.05,平均的披露指数为0.211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项目数量偏少,环境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偏低,距离最佳披露水平尚有较大的差距。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参照表5本文可以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及其解释能力作出分析。首先,由于F=3.175(p=0.001),因此回归方程在显著性水平为0.01的假设上通过了检验;其次,表中的Adjusted R Square为调整后的R2,说明所得回归模型对因变量(披露指数)的解释力为16.4%。
从表4可以看到最终有五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假设下的检验,进入回归模型,它们分别为:控股股东性质(CH)、公司所处地点(PLACE)、会计师事务所类型(BIG4)、是否境外上市(SHORE)、公司的规模(LnSIZE)。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则其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较高。非国有控股的持股主体,在经营上更具有灵活性,有很强的动力对公司管理者进行监督和激励,迫使公司管理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2.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国家股比例负相关。国家股的所有权被严重弱化,对公司管理者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再加上常常能够直接获得公司的内部信息,导致公司向公开市场披露的信息减少。
3.公司所处地点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有来自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的较大压力迫使其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4.事务所的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代理理论认为:国内外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为保住自己较高的职业声誉,在审计中往往会要求上市公司采取更为严厉、更为广泛的信息披露方式。
5.是否境外上市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回归结果与假设相反。在境外的环保法规更为严厉,公众的环保意识较强,企业无法预知其披露的环境信息所产生的市场反应,于是能不披露便不披露环境信息变成了企业的稳健选择。
6.流通股比例、盈利能力、公司的负债程度、独立董事人数不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决定因素。
(二)政策建议
1.制定相关会计准则来规范环境信息的披露。会计准则应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有责任提供真实可靠的环境会计信息,并根据环境会计信息的特殊性制定指导性的意见。
2.建立企业三层环境约束治理结构。企业内部合理的制度安排是环境会计信息的真实“制作”和充分披露的关键控制程序。建立完善的企业三层治理结构的环境约束,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离,相互制约,在环境信息的需求与供给上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3.实行环境信息披露奖励制度。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积极性不高,上市公司的整体披露水平还比较低。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可以对每年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企业给予奖励。
4.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能够促使上市公司把目标放在公司实业发展和长期利益上,从而为环境信息披露创造条件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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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轶,刘义鹃.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分析[J].价值工程,2007(3):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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