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以深、沪两市的112家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考虑了10个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有关的因素,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各种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性质、国家股比例、公司所处地点、事务所规模、是否境外上市、公司规模等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影响;而流通股比例、盈利能力、公司的负债程度及独立董事人数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环境信息披露; 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 年报数据分析
一、引言
国外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责任披露,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它又重新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既有规范研究又有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主要经历了强调社会责任的环境信息披露、突出为决策服务的环境信息披露、受外部压力影响的环境信息披露等三个阶段;而实证研究研究资产规模、公司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文章居多。
通常规模较大的公司相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需要筹集更多的外部资金,因此为了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大公司有动力更多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Chow and Wong-Borne,1987;craswell and Taylor,1992;Inchausti,1997)。最近的L.L.Eng和Y.T.mak (2003)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规模越大的公司趋向于更高的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公司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性研究方面,Anderson和Frankle (1980)、Belkaoui(1976)、Fry和Hock(1976)、Bowmna(1978)以及Preston (1975)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然而,Freedman和Jaggi(1982)、Ingram和Frazier(1980)等通过研究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公司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此外,Bowman and Haier (1975)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研究公司盈利能力对自愿性环境披露的影响时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Leftwich (1981)和Ferguson (2002)的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公司资本结构中负债程度的提高,公司财务失败的风险将大大提高,公司为了增强股东和债权人的信任,会自愿提供更多的环境信息以及时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我国对环境会计的介绍和认识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目的、内容及形式的研究,大部分是定性研究,缺乏定量分析;也有学者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经验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也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事件对企业市值的影响上,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仍是凤毛麟角。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角度对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进行探索性的经验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是国有股和法人股,往往形成一股独大的情形,缺乏形成权力制衡的产权基础,存在所有者缺位导致的代理问题。公司董事会实质上掌握在内部人手里,因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中均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及审计委员会。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多数上市公司还未设立审计委员会,因此,以下便从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两个方面来讨论。
我国上市公司中流通股比例较低,流通股股东难以通过股东大会左右管理层行为,但他们却是唯一可随时“用脚投票”的股东。在无法直接“用手投票”的前提下,他们可“用脚投票”,抛售或拒绝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的流通股比例越高,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越多。
对公司治理来说,国家股东存在着较严重的代理问题,所有者权利被严重弱化,从而使经营者利用政府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形成内部人控制,因此企业便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披露更多的信息。而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的公司在经营上更具有灵活性,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其高层管理者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和激励,迫使其披露更多的信息。因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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