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城镇运销网络探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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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晚清民国时期,广西蔗糖运销网络的主体是以粤商等外省商人为主、本地小商为辅。两广山水相连,商业向来联系密切。明末清初,就不断有广东商人入桂经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来广西经商的广东商人更多。粤商主要在西江两岸的县城和圩镇从事商业活动。如道光年间,桂平江口圩多是广东人做生意,当时流传两句话:“无东不成市,有烟则有东”,其他如梧州、平南、贵县、郁林等地圩市交易都操粤语,并且都流传有类似谚语。[79]南宁、柳州、桂林的商业帮派,主要是广东、湖南和江西帮,而以广东商帮实力最强。[80]外省商人凭借资本雄厚和商业网络,主要经营蔗糖的长途贩运,而省内小商以短途运销和小额零售为主,故而广西糖业市场和营销利润自然为这些外省商人所操纵。因此,外省商人成为广西蔗糖城镇运销网络运营的主体。同时,广西近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便利了糖商及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供求信息,促进了蔗糖运销的畅通。[81]但在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糖商热衷于将商业资本投资放贷领域,虽然有助于蔗糖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是历史的进步,但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造成农村的极度贫困,加之商人忽略对种植、制糖等生产领域的投资营造,使蔗农深受高利贷盘剥,导致蔗糖业生产萎缩,不利于广西蔗糖业的发展和进步。[82]
第三,蔗糖运销网络具有双向流通性。广西城镇商业网络沿江树状分布的特点也为洋糖倾销内地市场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决定了广西蔗糖运销网络蔗糖的双向流通性特征。洋糖泛滥给广西蔗糖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给两广蔗糖业以警醒和奋起,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了维护国家利权,同时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几乎同时进行了蔗糖业的现代化尝试。20世纪30年代,广东的陈济棠政府进行了蔗糖业的改革,投入巨资兴建了东莞、顺德、市头等六家现代化机制糖厂,并进行蔗糖品种实验改革和推广,促进了民国时期广东蔗糖业的复兴和发展。[83]与此同时,广西的新桂系在柳州等地建立农林试验场,从广东和国外引进爪哇等新品种推广种植,1934年在贵县建立现代化的广西糖厂,开广西制糖业现代化之嚆矢,为广西蔗糖业进步和发展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新桂系把建设重点放在军事方面,而对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蔗糖业缺乏长远规划和巨额投资,加上1930年代晚期中日战争的影响,蔗糖业现代化的绩效不大。[84]
第四,进入流通市场的蔗糖数量有限。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的蔗糖业由于受社会动荡、外来侵略、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本质上说,蔗糖生产还比较落后,进入流通领域的食糖数量还非常有限。如前述黄糖仅占广西出口货物总值0.91%即为例证。[85]而同一时期,尽管在邕宁和贵县两地出现了糖庄专门经营蔗糖购销,但是,还没有出现如广东那样以广州和汕头为代表的全省和全国性的蔗糖集散批发总中心。蔗糖流通依附城镇谷米、农林土特产等商品流通网络而发展非常明显。食糖运销网络缺乏自己的特色。
第五,蔗糖运销网络是连接蔗区和外部市场、促进民族经济开发的纽带。广西城镇蔗糖流通网络的运营,通过糖商的运作使各族蔗农通过基层圩市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并被纳入国际市场流通网络,从而使广西蔗糖生产受国际糖业市场的影响和推动,促进了甘蔗糖业的发展,有利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蔗农将黄糖挑运到基层圩市与商人进行交易,换回所需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基层圩市是联系蔗农与外部市场的纽带。圩市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而且也成为广西的壮、汉、瑶等民族进行经济交往的中介场所。外来商品通过中心市镇运往各基层圩市,然后销往少数民族地区,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蔗糖等土特产品则通过这一渠道沿着相反方向流向经济发达区。这样就以省内外经济发达区和少数民族蔗糖产区为两头,以城镇圩市作为交易中介,在广西各蔗糖产区初步形成一批贸易圈。这批贸易圈随着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外资加入,特别是省际、国际贸易的运作,与国内其他区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相衔接。广西近代蔗糖贸易网络的趋东运营以及以圩市为中介的多边贸易圈的发展,对广西汉、壮、瑶等各民族蔗农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交往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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