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探析(5)

　　R.v.Brent LBC ex p.Gunning(1985)一案中，该地方教育当局没有充分征询家长意见就着手对一学校进行重新组建，这一行为被认为非法，因为根据国务大臣强有力的建议，习惯上在这类情况下都应征询家长意见；“在许多情况下，个人有特殊的利益而没有具体的法律权利，法院有一种只用根据特殊利益发禁令的趋势。在恩菲尔德一个综合学校案中，已证明地方教育当局的计划不符合法律，法院在一所受影响学校的校长的要求下，下达了禁制令，并认定：该校校长对守法与该校的关系有足够的利害关系。同样，在兰贝恩的综合学校方案由于各项建议、公共通知与国务大臣的批准三者之间互有矛盾而被作废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这个方案是越权行为，法院判定，家长有权得到禁制令。”^［11］
　　此外，英国1972年《地方政府法》规定：当地方政府认为对促进或保障本地区居民的利益有利时，可以在任何法律诉讼中起诉或者辩护或者出庭，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起诉。因此，英国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提请法院判决决定私立学校的办学许可或撤销。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国家通常不是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行使学校关闭权。“英国决定是否关闭私立学校的权力在私立学校法庭。但由主管教育的大臣提起诉讼。在该大臣认为该学校不适合作为私立学校之际，有权要求其在接到起诉通知半年内采取大臣所要求的补救措施，否则，将被法庭裁决除名。”^［12］
　　四是日本等大陆法系的宪法诉讼或行政诉讼具有公益诉讼的功能，利益相关人可以针对公权力机关包括教育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违反教育法同时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提出公益诉讼。比如：1974年6月18日“关于停止执行废除公立小学处分的事件—富山县立町立小学事件”一案中，申请人原富山县立山町立小学学龄儿童的父母接到转学到综合小学就学的通知，为了到达新学校必须走9到10公里的单程道，同时，由于大雪的缘故，校车很难避免迟到或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可能。而且，该校儿童对原学校报有的亲切感以及原学校具有的良好的教育条件都将丧失，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即立山町教育委员会应停止执行废除原学校的处分决定，否则原学校儿童会因为无法恢复到先有的状态而受到伤害。名古屋高裁金泽支部第一部针对驳回申请停止执行废除公立小学处分的行政上诉事件，决定取消原决定（即停止处分效力），支持学生家长的诉讼请求^［13］。
　　同时，日本法律还规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对行政机构违法支出公款而提起的诉讼。纳税人诉讼虽不是直接针对教育制度本身，但涉及到教育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从而可能影响到教育制度以及受教育权的实现。因为，国民可以基于纳税人的地位来拥有包括公立学校和接受财政资助的私立学校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的使用请求权。进入90年代日本兴起一类以纳税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开交际费开支的诉讼。1990年6月25日日本秋田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认为秋田县教育官员召开6次座谈会，座谈会的费用支出巨大。原告即这个县的居民，诉县教育官员开支太大，造成政府教育资金的大量流失。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判决要求被告将多开支的钱退回来，归还县政府。
　　五是美国教育法领域大量的针对公共教育资源分配、免费入学以及种族和男女性别歧视等有关平等法律保护和正当法律程序问题而提起的公益诉讼。比如，关于公共教育财政资源分配的合法性问题的公共诉讼。在一个州内部的学区之间，平衡教育机会的努力受到一系列法院决议的激励，这些决议在大部分州从根本上改变了公立教育的财政状况。美国1971年塞拉诺诉讼案的里程碑式的决议改变了加利福尼亚州发放教育经费的方案。加利福尼亚州像所有的州一样，依靠地方财产税来资助学校，而起诉人认为这种资助体系导致富裕学区与贫困学区之间的费用的不平衡而且在继续加深。加州最高法院接受了这种观点。1973年最高法院在圣·安东尼奥诉罗德里格斯诉讼案中裁定，以一个州内部学区间的地方财产税的差距为基础而不均衡地分配费用是不违反联邦宪法的，但可能违反州立宪法。自罗德里格斯案以来，许多州规定，如果由于学区的财富差距而造成在每位学生身上花费的费用存在巨大的不平衡，那么，这种学校资助方案就是违反宪法的。例如，在1989年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宣布整个州的教育体系，包括用财产税资助学校的方案是违法的。这一决议促使立法机关提高人均教育费用达30%之多，并承担了一份广泛进行教育改革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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