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高雅与媚俗(7)

      我们应注意作者、作品与读者间的循环，理论与决策的沟通。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法律方法一旦被法律人所掌握，在司法实践中一定会发生影响。法律方法论虽然是实用性学科，但其表现方式仍是理论形态。理论追求高雅是其一贯的作风，而其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则是提升回应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梁慧星的《裁判的方法》一书在法院系统影响很好，这是颇值得我们研究的现象。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康宝奇说：“法治理想之实现，法制秩序之建构，须仰赖法学家和法官在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中关注裁判方法。目前理论界就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各种实用的见解，比如请求权基础分析法、法律关系理论分析法、衡平分析法及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和推导规则等。梁慧星先生在《裁判的方法》一书中结合实例，潜心研究的四个类型十种法律解释方法，无疑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离不开实践的验证，实践推动理论的进步。”[10 ]31 现在法院系统有一种做法很多人不理解，这就是法官不仅要办案，而且要写论文，并且每年都要进行评比。我却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这倒不是我们羡慕美国的法学家大多是出自法官，因而也必须模仿。在我看来，法官进行论文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既是对自己实践的总结，也是对理论研究的消化。写作就必须查阅理论作品，这就会使法官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进行不自觉的理解循环。“总结判案得失，无疑是法官在审判中积累的裁判智慧的一种彰显。而个体化的裁判中包含着某些已为实践所证明效果良好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的智识性成果，通过敞开心扉心证历程的交流，将开启一扇法官与学者以及法官之间探求的大门，通过观点碰撞、实证论证来广发争鸣，互相说服，从而使得纯粹的个体化的智慧与技能转化为一种普遍认同的制度或规则为法官群体所用。”[10 ]31 理论与实践的沟通，这是一个老的话题，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理论在进步社会也在发展。
      四、提升法律方法论回应实践的能力
      回应实践的能力是否可以理解为，研究者的理论能够被法律人所接受，从而影响其思维与判断，使理论的力量在实践中得以发挥。理论本来源自于实践，它的功能就是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司法实践中采纳的理论成果越多，就证明理论回应实践的能力强，否则就是纯粹的理论。从现在的法律方法论研究成果来看“， 学者的问题意识还有待提高，理论与实务之间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对接。”（陈兴良、周光权：《启蒙与创新：当代刑法学者的双重使命》，载《法学家茶座》，2008 年第2 期，第59 页。引用的这句话是周光权针对刑法学来讲的，但我们认为对其它学科实际上也是适用的。）由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很多学者指出，法律方法论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遇到了生存危机。法律的决策尤其是法官的决策是不是受到了理论的影响，这是法律方法论能否生存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理论对法官的影响远没有人情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体系本身不成熟，研究的针对性不强，理论的表述过于概括与抽象，结论不明确等等，都使得人们对法律方法论了解不够，因而想使其发挥影响力确实存在着困难。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在法律方法论研究中没有明确告诉法律人，究竟哪些方法或因素，决定或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另外我们还看到，即使在我们这个才开始研究方法论的国度，关于法律方法论的材料也十分庞杂，研究者和运用者都不知道是什么影响着他们的法律思维。我们仅知道，法律方法论所表述的内容，需要用很准确与实用的语词与技巧，学习这些东西对于写作、辩论等能力，无疑有所帮助，即使对今后的职业生涯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从理论上看，法律方法很多，像法律推理、法律发现、利益衡量、法律论证、法律拟制、法律解释、法律分析、法律推定、证明责任分配等等。而各种方法中又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方法。可以说各种方法都有其运用的场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很多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不是一种法律方法在起作用，而是综合性地发挥作用。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抽象地进行一般性的叙说。简化研究结论并加以通俗地表述，以增大可接受性是一条正确的选择。理论的发展需要创新体系，但需要有中国问题意识。中国法学研究必须注意启蒙与创新。启蒙主要是对体系的思考；创新则意味着对体系思考和问题思考并重。理论体系创新是理论家的事情，对此必须进行细腻的论证，理论家首先要证成理论体系以及理论体系中的命题是成立的。但体系一旦成立，就应该是能够简化的，把问题复杂化对理论家来说很容易，但把理论问题简单化则确实是相当困难。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必须简化成简单、清晰的道理，才能赢得更多的听众产生更大的对实践的决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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