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高雅与媚俗(6)

      在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应该浅显而媚俗，简洁而高雅。高雅是对于作者和作品或者说学风来说的。媚俗当然也与作者与作品有关系，它主要讲的就是作者与作品的服务面向。法学作品是为高层同行所写，还是为一般法律人所准备，是当代法学研究者很少关心的事情。因为很多的研究者把读者框定在政治家等上层人士，希望他们的研究能为当政者所采用，需求市场十分狭窄，研究有羡媚之嫌。虽然这几年法学作品的读者群有所增大，但是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读者依然较少。因而作品是否优秀也很难由大众化的市场来进行评说，出现了一种只要少数专家说好就是好作品的情景。冗长的注释、蹩脚的语言、生僻的词语、高深的结论、孤芳自赏的曲线美、结论的模糊性、还有那些难以理解的隐喻都使得读者望而生畏。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像《法学家茶座》以及各种不很“严谨”的随笔深受读者欢迎。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是不是在暗示我们，法学理论研究应进一步“通俗”化、研究结论应该简化而明晰？ 我们的作品能够使实务部门的法律人多了解与掌握一些，法学回应实践的速度就更快一些，能力就更强一些。实务法律人对法律理论的最新进展以及问题意识掌握得多一些，就能够强化理论研究者与实务界法律人的沟通。现在理论越来越细腻，论证越来越充分，然而我们发现，法学对社会的影响面远没有文学广泛，这是为什么？ 当然，我们不能强求法学与文学有一样的读者群，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也有不同的使命。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之所以能够很快走向法治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术语在日常被普遍地使用，已经成为其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该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法学家不是生造很多的词汇，而是从民间发掘一些对法治有建设性意义的语词，法学家只是强化其法律属性，而它的流传更多地是靠民众的使用。这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研究的媚俗。媚俗似乎脱离了高雅，但是，像法律方法论这样的实用性学科，必须媚俗才能和实践思维结合起来。实际上，即使我们的作者采取媚俗的做法，也未必能赢得读者。因为在这多元媒体泛滥的时代，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关注冗长的论证，这就意味着不仅我们的表述要简练明晰，而且要醒目，并辅之大喊大叫，才可能有点群众性效果。
      媚俗还表现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究竟从哪里来？ 是从西方的法律哲学里去寻找问题，还是向中国的现实司法实践去寻求问题？ 这是影响读者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题取向。我们现在的法学研究，基本上是随着西方法学风向标走，在替西方人研究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的很多论文中所列举的数字和案例都是西方人所说过的，在我们文章里又拾人牙慧而已。我们不否认西方法学中有对人类普遍性的关怀与结论，因而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自己的研究面向———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提出这些问题，尽管有点像当年毛主席向文艺战线提出的为谁服务的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法学没有解决好它的读者问题和市场问题。是谁在阅读我们的作品？我们的研究成果究竟是哪些人需要？ 当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冲击各种奖项的时候，我们该追问：这样的奖项有什么意义？ 优秀的作品决不是评出来的，没有人有能力在根本不看作品的情况下能够评出优秀作品。所以，我们的研究应该关注那些对法学成果有所需求、在阅读作品后有所启示的人群。我们发现，英国法学家梅因对世界法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古代法》。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本书读起来像文学作品，也像哲学。没有细腻的体系性建构，只有粗糙的理论体系。阅读梅因的作品，问题通常不在于理解，而是是否接受。梅因的作品之所以拥有那么多的读者，并流传百年(这在法学作品中还真是少见的) ，关键在于梅因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单纯、那么容易理解，因而就赢得了读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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