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协定》成员国次级中央实体出价规律与我国对策(2)

    承诺是GPA协定对加入国列明次级政府采购实体及范围的一般要求，然而有关承诺的具体要求亦富有弹性。首先，其对采购实体的界定采“政府目的”和“政府直接控制”标准就极富弹性，它显然未采纳各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并具客观性的“资金”标准。尽管此标准用意在于排除市场歧视，维护政府采购市场的平等性。但由于其过于抽象，可以作多重理解。依据有关法理精神，“政府直接控制和影响”既可理解为对人的控制，也可理解为对财、物的控制，还可理解为对管理过程的直接参与。这客观上为加入国承诺次中央实体提供了发挥自由裁量之空间。同时，在承诺门槛标准上，承诺框架只对中央政府采购实体的门槛价作了13万特别提款权的起始数额限制，对次中央实体和其他采购实体在这方面只是原则上规定可高于中央政府实体，缺乏具体数额要求，并未严格限制次中央政府采购实体与其他采购实体采购价额起始数额。同样，加入国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确立其门槛价。再者，在谈判方式上GPA协定允许分别承诺的方式，成员方可对每一谈判对方的次中央实体政府采购市场发达和开放程度进行分析，并以此确立自己准予对方进入的范围，这为成员方留有互利互惠原则之空间。另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方在与发达国家成员谈判时可要求缔约对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财政、贸易需求和环境给予特别的考虑。[5]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谈判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状况，据此要求发达国家肯定自己所承诺的特殊适用范围和幅度，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政府采购措施。更为重要的是，GPA考虑其对成员国政府采购公共政策限制较大，“GPA这样的国际协定是可以有限制追求公共政策可能性效力的，因为追求公共政策的效果不但是歧视性的，而且对于实行透明度是有重大限制的”。[6]对公共利益条款规定得过于概括与笼统，也为成员国推行政府采购政策公共目标、保护民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促进特定次中央实体经济发展等留下空间。
    二、过往GPA成员次级中央政府出价的策略
    缔约方承诺是GPA协定对缔约国的一般性义务要求。过往加入GPA协定的缔约国通常根据本国宪政体制和经济竞争实力，并合理利用条约权利承诺适用GPA协定之次中央实体采购实体、对象和范围，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以基本法与实施细则相结合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来践履GPA协定的一般义务。
    （一）次级中央实体适用范围的主要出价模式
    承诺是加入国转入适用GPA协定的基础。过往加入国通常以协定规制的具体承诺法律框架为基础，根据本国宪政体制总括性地确定次中央实体政府采购实体范围。次级中央实体与中央实体一样主要是使用公用资金和从事公共职能的国家机关，这些机关的性质和地位通常由各国宪法和组织法规定。过去缔约方根据本国宪政体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其一，是适用于全部次级中央实体的加拿大模式。加拿大政府附件2的出价包括其全部的10个省，不过其承诺方式较为特别，其谈判时声明：“在获得省级政府承诺的基础上，加拿大愿意涵盖全部10个省的实体。省级实体的初步清单将于1994年4月15日或之前列明，最终清单将在新的《政府采购协定》达成后18个月内提供。”可见其承诺主张逐步开放，且以附件注释方式规定不同省的不完全一样的开放程度。
    其二，是适用于部分次级中央实体的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则只承诺部分次级中央实体适用GPA协定。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在经济、贸易等方面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其承诺清单就没有将各州作为地方政府做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承诺，而是依据各州自己的意愿进行个别承诺。[7]且其最初承诺仅将联邦24个州政府的政府采购纳入多边体制，24个州政府也只是其部分政府采购实体并非全面采购实体受协议约束。谈判中遭到欧盟的强烈反对后，美国才将联邦37个州政府的采购纳入多边制度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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