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理分析(3)

      首先，转化为法律权利的规范性权力能够更加稳定地存续下去，因为规范性权力是一种能够通过权力对象正面的认可而得到权力对象自觉的服从的权力。因而它更不容易受到挑战，也更容易受到支持。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素质或成就容易发生变化并受到挑战，而当权力转化为制度上的权力时，个人可以通过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力量使利益“自动地流向自己”。[16]正是由于转化为法律权利的权力相对稳定和持久，依靠强力而获得权力的人总是努力将强权转化为制度化的权力。而且，当现存的法律制度不符合其需要时，各种权力主体还会通过改变法律制度甚至推翻法律制度的方法，为自己的权力寻求新的制度基础。
      其次，权力主体在使用法律权利时必须以符合法律规范为前提条件。转化为法律权利的规范性权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强力，其原因还在于：权力主体在行使规范性权力时多多少少会受到规范的一定限制。在法律制度中，法律主体要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则首先以接受法律规范的限制为前提条件。由于法律的约束，权力主体的任意与专横受到了一定的控制。[17]可见，法律并非独立自治、客观公正的规则体系，由统治阶级颁布的法律往往倾向于偏重本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种偏向如果要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接受，法律制度总要适当顾及这些社会成员的利益。“如果他们希望得到权利统治的好处的话，其所作所为就不能超出这个限度以外。”[18]为了实现统治阶段的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统治阶级也会通过法律制度对其自身施加限制，并接受这种限制。
      通过法律的治理，不同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由于各个社会主体在法律上大致地确定了各自的权力界限，并进而通过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政治权力本身的压制性与阶级性也被成功地遮蔽起来，社会秩序更容易维系，社会合作也更容易达成。国家权力在哪些地方和领域“硬”，在哪些地方和领域“软”，哪些地方和领域需要主要依靠国家权力，哪些领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服务”可以主要依靠市场配置，哪些地方和领域需要依靠或者主要依靠社会力量以及怎样依靠社会力量，哪些地方和领域主要需要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是综合治理政策必须解决的问题。[19]
      （二）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的一体两面性
      政府权力既对个体具有支配性，又存在实现个体福祉的责任，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在主体上是一体的，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在规则上的一体性必然决定了两者在运行时的一体性。权力与责任在运行中的一体性贯穿于两者从运行之始到运行之末的全过程。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行使权力的行为，转换个角度则是履行责任的行为。如政府在农业投资中的主要职权和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农业投资的宏观政策，利用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保证农业在宏观产业格局中的基础地位，运用法律的、行政的手段，规范经济领域各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20]可见法律规定的权力行为，必然意味着相关的责任行为，只要有和权力相关的积极责任，也同时意味着权力被其主体所启动。
      权力与责任的一体性只是两者关系规则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说两者是同一事物，恰恰相反，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它们分别表达着同一事物相反的两极，两者间之所以具有相互的作用，端在于它们的一体性；两者间之所以各自制约对方，乃在于它们的两面性。首先，权力的本质是公共组织对社会的强制性管理资格，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强制性、管理性的特征。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其直接对象是权力，是权力有序的基本机制，没有责任的权力，就是放任的权力、非理的权力和违反社会需要的权力，因此，责任必须以权力为直接作用对象，责任对权力的这种针对性间接地使责任作用于社会，这种作用只能以权力对社会的良好服务为限度。其次，责任直接针对权力时，它的功能特征是对权力的制约，但其目的特征则是对权力的法律保障。权力作为一种公共力量，既具有强大的一面，也具有脆弱的一面，其很容易受到来自权力内部的或外部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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