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死刑制度改革(2)

　　2 改革我国死刑制度的几点建议 
　　2.1 缩减死刑罪名 
　　罪名的缩减是死刑制度改革的首要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刑法设置死罪罪名过多，其缩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实施。为此，有学者提出如下设想：从现在开始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20年左右，需以故意杀人罪为参照标准，借助于结合犯的引入，通过如下整合，将死罪压缩到20种左右：（1）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保留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和投敌叛变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2）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保留劫持航空器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3）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保留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4）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保留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5）废止侵犯财产罪和危害国防利益罪的死刑设置，新增设1种结合犯死罪即抢劫杀人罪；（6）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保留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7）保留贪污罪和贿赂罪的死刑；（8）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中，保留投降罪和军人叛逃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这是在死刑罪名缩减方面需要迈出的最具关键性的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如果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变故，稳定的社会不为社会动荡和战争所冲击，再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即可顺利进入第二阶段。这样，大约在2030年前后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的时候，可在刑法中只保留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废止其他死罪；再经过三五年甚至十年左右的艰苦不懈的努力，随着立法上死刑罪名的缩减，司法领域死刑适用的减少以及随之而引起的人们死刑观念的进化，大约到2040年前后，即可较为顺利地步入第三阶段，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或者在司法上使之悬而不用。 
　　2.2 重置死刑适用条件并对其予以严格规范 
　　作为“罪行极其严重”的具体体现，刑法分则大体上是从犯罪性质、危害结果、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等方面规范死刑个罪标准的，这样的标准与条件无疑应当与总则规范相互应照。但如前所述，分则的规定并未实现与总则的一致，如在以危害结果为死刑适用条件的罪种中，“致人重伤”、“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等等，都难以与人的生命相提并论；在“严重后果”之上还有“特别严重后果”，其极限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以“情节严重”为死刑标准，则忽视了作为极限之“情节特别严重”，且“情节”属概括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在笔者看来，死刑适用条件的分则设置应该以“罪行极其严重”为指导，综合犯罪性质、危害结果、行为手段等因素，全面考虑、协调控制。  　　2.3 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排除对老年人、妇女和精神障碍者的死刑适用 
　　在死刑的适用对象上，虽然刑法明确规定了死刑不得适用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并且刑法总则也对精神病人、聋哑人和盲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或者减免刑事责任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此类人的死刑适用是否一概减免，却并无明确规定。为此，笔者主张，应像此次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7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得适用死刑一样,立法需要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并考虑在刑法总则条文中增加如下规定：死刑禁止适用于精神病人和精神障碍者（虽然刑法总则对此有所体现，但为慎重适用死刑起见，仍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死刑禁止适用于正在哺乳的妇女，甚至可以规定对所有女性均禁止适用死刑。（如美国自1976年恢复执行死刑以来的近30年间，仅处死2名女性）这样，死刑在其适用对象的制度层面上或许会更能体现科学与人道。 
　　2.4 重视死缓、加速扩张死缓的适用 
　　我们曾经主张扩大死缓的适用，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但尚值得宽宥之人，哪怕有一点足以让其存活下去的理由，也应该排除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代之以死缓。只有对那些罪行极其严重且无任何值得宽宥之人才可选择死刑立即执行。然而，在当今中国，个别地方和个别法官往往先考虑甚至只考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只有当无法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时，才退而求其次，考虑适用死缓，导致“严打”以来，一些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数占死刑犯总数的74.1%，个别法院甚至达到85%，平均有四分之三是死刑立即执行。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鲜有不被执行的。显然，这一现状与死缓制度设置的初衷极不相符，死缓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在司法中无法得到切实的显现。就此而言，现阶段中国死刑执行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仍是依法加速和扩大死缓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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