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行使权利的机制殛待改革(2)

　　4、代表数量的庞大实际上削弱人大的决策能力。全国人大会议是全国人大代表直接进行国家决策的制度安排，在一定情况下，代表人数的多少恰恰与人大决策能力的强弱成反比关系。决策是需要充分讨论的，但目前全国人大代表总数达到2800多人，由于人数太多而发言时间有限（即便是各小组讨论也不可能做到每个代表都充分发言），人民群众的意见有相当部分难以由人大代表在会议上充分表达出来，也难以经过一定的程序进入国家决策范围。结果，人大代表人数很多，但决策能力较弱，最终只能按照某些部门的意图作决策基础，并且将人大代表的决策行为简化为表决程序中的按表决器或全体举手。 
　　5、代表结构不合理，难以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由民主政治的“分权制衡”规律所决定，政府行政系统、司法系统的官员不应担任人大代表。但目前我国人大代表的结构恰恰相反，人大代表中大约70%都是党政官员，由此有的代表把审议讨论报告变成展示自己工作成绩、自我评功摆好的机会，有的代表把讨论审议报告变成对中央政府的赞扬比赛。这使得人大会议变成执政党和政府加强政治宣传，进行某种政治宣示的机会与场所，这与人大是人民通过人大代表来表达利益要求、对国家重大事务作出决策、审议监督政府工作的根本性质和功能作用相去甚远。正因为此，这几年倒是网民们的“山寨版”两会开得比人大会堂里的两会更能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一方面人大代表的作用发挥不尽人意，社会公众对此的期待度有所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多元分化，利益关系矛盾冲突趋势的逐步上升，公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一些地方的人大制度改革正在成为社会公众的关注热点。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人大代表法，引发社会的广泛议论，更进一步凸显出社会各界要求改革人大代表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强烈呼声。 
　　二、人大制度中的潜在权力机制制约着人大代表行使权利 
　　人大代表之所以难以切实行使权利，原因颇为复杂。不可否认，我国人大制度中潜在的权力结构倾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权力倾向扭曲了人大的权力运行机制，钳制着人大代表发挥作用。 
　　1、权力授受关系不清而导致的身份认知错位 
　　从道理上说，人民群众把决定国家事务和政策的权力委托给代表，代表是受选民的委托作出国家决策的。因此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是权力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但是，目前我国的人大代表提名权基本上由执政党提出，执政党提名的候选人绝大多数最终都会成为代表，因而代表的权力实际不是选民授予，而是执政党和上级领导授予。从代表个人来说，一方面成为代表意味着赢得党组织的高度信任，将可能仕途上前景光明；另一方面，成为代表也是党和国家授予给他的一种政治荣誉。就此，能不能当代表和能否继续当代表取决于执政党的意思。于是，一些人大代表的心理反应自然地就是党满意不满意他很在乎，选民满意不满意他无所谓。由此，首先，人民“代表”只是徒有其名；其次，“是谁的代表”这个问题自然产生。 
　　另一点，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占70%左右，行政级别、等级地位思维影响到代表的言行。在人大开会时，特别是当有全国人大或上级政府的高层官员参加讨论时，为了力争引起参加讨论的首长们对自己发言的赏识，一些代表把讨论变成了自己政绩的宣传竞赛和赞扬报告的语言竞赛。因此，尽管他的身份是人大代表，但他的心理仍然是下级行政官员的意识。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扭曲和错误的身份认知，根源在于代表的权力来源问题。 
　　谁让他当代表，他就向谁负责，这是基本的常识。人大代表本应是人民的代表，但一些代表首先想的是向上级组织和领导负责。尽管民主政治应该是多种利益要求的充分表达与充分协商，但由于一些人大代表对自己身份的错误认知，在人大会议上讨论问题时，当上级组织的领导意图和政府部门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要求发生矛盾冲突时，有的地方往往以加强党的领导名义控制人大代表发言的范围和口径，而一些人大代表以讲政治为名，发言迎合权力意志，甚至扭曲和强奸公众意愿。这就出现一方面在有的地方人大会议上社会公众尤其是底层群众的利益诉求处于失语失声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又出现强势利益主导决策、绑架政府政策的局面。这些年来，有些地方人大会议上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不说与现行体制下人大代表受到既有制度缺陷的制约，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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