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是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国际公约的权威设定,美国学者关于死刑证明标准也建议由“排除合理怀疑”提高为“排除一切怀疑”,中国的审判机关在死刑应当适用高于其它案件的最严格的证明标准问题上也基本上形成了一致意见,而且学者也有死刑案件适用“排除一切怀疑”证明标准的主张。[24]可见,关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特殊性和最严格性,已经达成共识。在概率表达上应当是一致的,即接近100%。
除死刑外,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最低法定刑为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应当与《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中规定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等同视之,不论被告人是否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明标准应当仅次于死刑案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比较恰当。“试图定义什么是‘合理怀疑’是徒劳无功的。它所提出的,不是一个量的标准,而是一种审判态度。如果在判断实际情况是否符合认定被告人犯有所指控罪行的法定要求的过程中,存在思考所无法排除的任何犹豫,那么陪审团必须无罪释放被告人。”[2](P140)
法定刑在3年到10年之间的,应当区别被告人是否承认犯罪事实的不同情形。被告人承认的,基本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的,即可以认定有罪,即“基本可以认定”;被告人不承认的,应当做到“排除明显的合理怀疑”。
法定刑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依然应当区分为被告人是否承认犯罪事实两种情形。被告人承认的,不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都应当采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证明标准,“初步可以认定”即可;被告人不承认的,证明应当遵循“基本可以认定”的标准,即基本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
不论怎样设计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应当适用的差别证明标准,也都是文字表达,即便是用百分比要求,比例也永远是不确切的。心证的模糊性决定了证明标准差异的模糊性。实践告诉我们:证明标准的差异是一直存在的;理性告诉我们:证明标准的差异是应当存在的。各个证明标准之间的差异尽管模糊,却一直并且永远存在于司法者的内心之中。
注释:
[1][法]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美]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M].梁根林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斯]儒攀基奇.关于比较刑事法的若干法哲学思考[J].比较法研究,1995,(1).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M].汪祖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7]陈永生.死刑与误判[J].政法论坛,2007,(1).
[8]李玉华等.诉讼证明标准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9]刘立宪,谢鹏程.海外司法改革的走向[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10]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1][英]特纳.肯尼刑法原理[M].王国庆,李启家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美]梅耶.美国律师[M].胡显耀译.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3][美]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14][法]福柯.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4-1975[M].钱翰译.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5]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6]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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