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评《侵权责任法》第65条(2)

(二)法官造法：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
    本案一审与二审法院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科学地对原告与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充分发挥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迅速救济了受害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本案一审与二审判决突破了我国现行立法仅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案件作为特殊侵权案件的缺陷，将法学界成熟的环境侵权理论成果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之中，堪称积极学习法学新理论、灵活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现结合、积极救济受害人的司法实践典范。
    1.明确案件性质是环境侵权
在审理过程中，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首先明确了案件的性质，并以此作为前提对原、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科学分配。具体而言，在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即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首先对本案性质进行了判断，认为“本案原告主张被告采煤后，煤炭矿层遭到破坏，原告赖以生存的地表、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流失，导致原告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属于因水资源受到破坏而引起的诉讼”，在此基础上，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为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分配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审法院最后以“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其开采行为与水资源受到破坏无关，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由而判决被告败诉。在二审审理中，二审法院继续坚持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是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判断，在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以及在因果关系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构成环境侵权，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突破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创新造法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关于“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的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74条的规定，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等，只有“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才被作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对于破坏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只能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处理，且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举证。显然，这样对遭受因具有复杂性、渐进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等特征的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受害人而言，是很难获得救济的。
    为了有效救济受害人，对于并非属于“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本案一审及二审法院均突破了其审理案件时现行立法的缺陷，创新性地运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这一法学研究成果，[6]将环境侵权扩展至“水资源破坏”的情形，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并进一步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环境侵权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和多因性，且损害具有潜伏性和广泛性，故法律规定应由被告对损害事实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川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被告的采矿行为已构成环境侵权，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通过活学活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最终实现了积极救济受害人，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效果。
二、立法现状：《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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