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政思考(5)

　　(四)总结实践经验，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最近几十年乃至最近十几年、几年开始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及相关立法。据一项专题调查，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程度不同地公开行政活动，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设立了比较独立的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信息公开委员会或信息官），已有50多个国家出台了信息公开法（包括议会立法或政府立法），不仅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制定有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律。[16]可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已是一个世界潮流，客观上促使我国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有助于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有利于我国建立法治的民主政府，能够使信息资源自由流动，促进经济增长，能够规范行政行为，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17]《条例》倚靠着我国公共政治不断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历史大背景，浓缩着政府自我变革的政治勇气，承载着全体人民对于“阳光政府”的渴望，并使宪法价值层面上的“知情权”，在中国第一次有了落地生根的制度土壤。然而，《条例》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如果条例实施与“保密法”等更高层级的法律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相关的保密法律如果不能以开放的新思维及时修订，是否会被一些官员利用，成为剥夺公民合法知情权的“法律依据”？[18]同时，《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使得其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还无法涵盖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的信息公开，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一个更具现代民主性、公共政治性的法制平台。显然，如果信息公开立法能从行政法规尽快“升格”为法律，将会更加有力地推进整个公共领域的信息透明，更加全面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加快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当务之急是在《条例》实践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信息公开法》，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具体范围、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当然，立法模式的选择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的一个基础，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进程中，同时也需要其他相关具体制度的配套协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论断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现代政治文明是以人权、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促进公民利益的实现，一个社会必须有一套健全的民主的自我表达、政治参与和代表机制来保证公民的利益诉求能够及时畅通地到达公权力系统。为了保障人权，实现民主与法治，都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这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注释:

　　[1]刘莘、吕艳滨：《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历史进程－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发展简介》，载《保密工作》，2007年6月版，第14页。

　　[2]皮纯协、刘飞宇：《论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走向》，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1期，第8页。

　　[3]高武平：《公民参与的宪政分析》，2008年6月17日访问。

　　[4]王三秀、胡霁云：《论我国法治发展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及其实现》，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2期，第34页。

　　[5]杜钢建：《公民参与：宪政发展的必然趋向》，2008年6月17日。

　　[6]朱炜：《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及制度协调》，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10页。

　　[7]皮纯协、刘杰：《知情权与情报公开制度》，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第8页。

　　[8]武建华 ：《我国食品安全与公民知情权》，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5日。

　　[9]凌代郡：《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初析》，载皖西学院学报，2006年2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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