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政思考(4)

　　自199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在审判系统和检察系统推行有关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的改革，各级司法机关高度重视，采取多种形式扎实、有效、创造性地开展司法公开工作，以公开促公正，取得了显著成绩，使司法公开成为促进司法人员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司法水平的有力举措，成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司法工作的有效途径，成为正确履行司法职能，实践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开创了司法工作的新局面。但是，司法公开在一些地方还存在不足：思想上重视不够，经常化、制度化不够；内容未及时更新、补充、完善；公开方式和手段单一；工作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等。[14]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开工作的落实和有效开展。这种状况与十七大提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司法公开的领域和空间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审判公开在我国不仅仅是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而且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实践中，人民法院应当加强法官的释明指导，及时告知当事人相关的诉讼信息。妥善安排好旁听工作，可以有计划地通过相关组织安排群众旁听，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建立和公布案件办理情况查询机制，方便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及时了解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相关的审判和执行信息，做到依法、及时、全面公开审判信息；检察工作是法律监督工作，同时，检察工作也要接受监督，需不断完善公开监督机制。一是要不断充实和完善检务公开的内容，将职务回避、司法程序、办案规则、检察纪律等事项向社会公布，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二是积极推广电子检务公开，建立检察机关门户网站，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监督权提供便利。三是健全主动公开和依当事人申请予以公开的制度。对依法可以公开的诉讼期限、办案流程和法律文书等信息，及时主动公开，提高检务公开的及时性和实效性。

　　（三）有效发挥传媒作用，营造公民参政议政的良好氛围

　　在西方，信息公开的主体是政府，大众传媒的利益诉求对象是公众。一方面，传媒和政府是对立的，政府保护机密事务与信息使其远离大众，传媒为了获取那些不必要成为所谓政府机密的信息要付出高昂代价。另一方面，政府和传媒又是统一的，他们都是现代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首先应该是一个传达者。及时向公众传达政府发布的信息，这在出现公共危机时尤为重要。[15]由于大众媒体的广泛渗透，政府通过大众传媒越早发布信息，越能阻止谣言和猜测的产生和传播，并且同时树立了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其次，媒体应该是一个解读者。公众需要的不是信息的堆砌，而且由于一些信息的专业性，公众往往无法领会政策涵义。这要求媒体组织专家学者对政府发布的信息进行深度解读，为公众提供价值判断参考和决策依据。再次，媒体应该是一个了望者。只满足于政府的传声筒角色显然难以赢得公信，媒体还应及时发布公众急需了解的信息，特别是一些事关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信息，通过公众的知情形成舆论压力，影响公共政策，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实践中，要有效发挥传媒的作用，克服传媒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制度和机制缺失，继承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成功做法，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探索传媒开展舆论监督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反馈机制。首先，新闻媒体必须具有独立性，必须社会化，不能仅仅是党的耳目喉舌，更主要的应当是人民大众的喉舌。政府不能垄断公民的言论权利，因此，新闻单位也不能完全由官方垄断。新闻界也要明确自己的任务范围，不要把自己置身于政府官员的行列，担当起官员的职责。但这需要国家利用法律来赋予新闻机构信息传播的权利和独立人格，凡是真实的报道和正当的新闻披露，政府的宣传部门不得阻挠和干扰。其次，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报道自由和批评自由。对于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新闻封锁和打击报复批评性报道的行为，应当依法律手段予以追究。要变新闻报道的事前检查为事后追惩制，以保障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客观性。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努力，推进舆论监督的法治化进程，使传媒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营造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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