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质押背书的法律效力反思——基于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双重(3)

（四）全角素描：一波三折的适用规则及实体规则 

我国《票据法》在1995年5月10日通过，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担保法》的通过时间1995年6月30日虽晚于《票据法》，但其施行时间1995年10月1日却早于《票据法》。《票据法》与《担保法》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那判断二者为新法或旧法的时间标准，是通过时间，还是施行时间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票据法、担保法的通知》（1995年8月30日）第3条指出：“对在《票据法》、《担保法》施行以前所发生的票据行为、担保行为，应当适用该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如果行为发生时没有规定的，可参照《票据法》、《担保法》的规定。”此通知虽未虑及《票据法》第35条第2款与《担保法》第76条之间的立法冲突，但它为我们处理二者的颁行时间交错问题指明了方向：判断新法与旧法的时间标准是施行时间。准此见解，最早施行的是《担保法》，故《担保法》为旧法，《票据法》为新法。倘若认为《票据法》是旧法而《担保法》是新法，实属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票据规定》）自2000年11月21日起施行，其第55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35条第2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同时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担保法等法律。所以，无论是依据新法优于旧法规则或者《票据规定》第55、63条，《票据法》第35条第2款为新的有效条款，不再适用《担保法》第76条。 

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担保法解释》，则打破了《票据法》与《担保法》之间既有的平衡关系，并形成了新的格局。一方面，《担保法解释》第98条采质押背书对抗主义。另一方面，依《担保法解释》第134条，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施行以前作出的有关担保问题的司法解释，与担保法和本解释相抵触的，不再适用。由此，法律的天平倾向于《担保法解释》，不完全质押背书将导致无对抗力之效果。[14] 

2007年《物权法》颁行，该法第8条规定：“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票据法》属于对物权另有规定的“其他相关法律”，故《物权法》第8条重新赋予了《票据法》第35条第2款以生机和活力。但《物权法》第178条要求“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则直接否定了《担保法》第76条及《担保法解释》的适用。综上所述，在最近15年以来，我国不完全质押背书效力问题的适用规则应接不暇，先后有“《担保法》——《票据法》及《票据规定》——《担保法解释》——《物权法》”；相对应的实体规则也变幻多端，依次为“票据质押不须背书——票据质押必须背书——非经背书的票据不能对抗第三人——票据质押不须背书”。如果说《担保法》上的票据质押不须背书是法律长河中的第一波，则此后经由《票据法》及《票据规定》、《担保法解释》的推波助澜，相继形成了必须背书之第二波、背书产生对抗力之第三波，至《物权法》似又复归于风平浪静，对票据质押再次不须背书。但《物权法》第8条恰恰在肯定《票据法》之同时，却又制造了《物权法》第224条与《票据法》第35条第2款之间的新矛盾。对此新矛盾，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以及新法优于旧法规则均有违《立法法》的明文规定，[15]而只能诉诸于《立法法》第85条：“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之前，无论我们选择适用《物权法》第224条或《票据法》第35条第2款，都不符合法律适用的基本原理。通过立法论作业得出的法律无所适从、模棱两可，这是否意味着立法论作业毫无意义呢？显然不是的，当我们处于适用《物权法》或《票据法》的十字路口，更需要解释论为司法中的法律适用及未来的立法完善进一步提供正当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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