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伦理性研究(8)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伦理性的司法取得了许多进步，标志着中国刑事司法文明化程度大大提高，比如，宽严相济政策的提出，体现了惩办与宽大处理相结合的政治伦理；《律师法》关于律师辩护言论免受追究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尊重被告人辩护权[5]和保障律师执业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操；允许被告人身穿体面服装接受审判，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司法官员自觉遵守伦理原则的信息；让被告人从离开看守所到进入法庭途中戴着头套，体现了司法官员尊重被告人人格尊严的伦理道德；刑事和解的试行，直接使“和谐”的伦理道德理想付诸实践。各地检察院、法院在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如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一起在校大学生故意伤害案件的处理。2007年初，在校大学生王某与父亲驾驶车辆外出，与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继而将其殴打致死。王某父子被捕后，与被害人亲属达成了和解协议。为了教育和挽救王某，检察院积极与学校进行沟通，取得了学校的理解和配合，对王某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而对王某父亲提起了公诉。最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父亲判处有期徒刑15年{15}。与昆明市正好处在对角线另一端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处理的一起案件更有伦理价值。2007年1月11日～13日，6个未成年人连续3次持刀抢劫，抢得手机1部，现金100元，存折1个。6人中，最大的15岁，最小的刚满14周岁。他们要么生活在单亲家庭，要么父母双双下岗，生活都极其困难，家庭教育的时间和心情被没日没夜的辛勤劳作所取代。归案后，6人认罪态度都非常好。辩护人以犯罪情节比较轻微，没有造成人身伤害，认罪态度好为由，建议法院从轻处罚。最后，法院判决6人有罪，全部适用缓刑{16}。

　 我们也应看到，现实司法伦理性的程度还应得到进一步加强。首先，刑讯逼供现象还非常突出。其次，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还未能得到切实充分的保障，侦查机关随意拒绝律师会见或者故意拖延审批，限制会见时间，限制谈话内容甚至监听律师会见的情况并非少见。当然，最新修订颁布的《律师法》对此已经作了反对性规定，但实施效果如何，笔者缺乏足够的信心。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允许侦查机关采取的手段与措施，侦查机关早已经使用娴熟。再次，辩诉协商制度尚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理论上的论证尚无共识，即使匆匆进入《刑事诉讼法》，效益如何尚待实践验证。

　 （三）在刑罚执行上充分体现社会伦理要求

　 刑罚的功利目的，决定了刑罚的执行必须遵循人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伦理，而且是人类普遍的伦理。考察人类刑罚史，不难发现，不仅刑罚本身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刑罚的执行也同时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当然，社会伦理在与刑罚及其执行的互动过程中，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也经历了从落后走向文明的历史嬗变。

　 在臣民社会中，刑罚及其执行，总的说来充满了血腥味道。刑罚内容的残酷与执行方式的恐怖交织在一起。比如中国汉代以前长期存在的肉刑、宋代的杖刑、元代的剥皮刑。为了威吓民众，刑罚的执行，尤其是死刑的执行几乎都当众执行，古罗马皇帝甚至把死刑执行当节目观赏。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公众开放的断头台铡刀的血迹几乎没有一天干过{17}。中国直到进入市民社会的前夜，才于1911年1月25日取消了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以罚金取代了答刑和杖刑{18}。

　 进入市民社会初期，刑罚的执行并未减少血腥色彩。法国在1922年执行死刑时，还有市民购票观看{19}。令人奇怪的是，死刑被统治者当做最具有威慑力的刑罚向人们发出警告，然而观看死刑的人却可能抱着狂欢的心态，甚至把死刑的执行当做一种机会，一种治病救人的机会。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被用来治疗痨病（即肺结核）；英国人在19世纪还认为得到绞死罪犯的绳子可以免受绞刑之苦，或者能够治愈头痛。“残酷的绞刑令人胆战心惊，但也令人兴奋不已，它给人带来丰富多彩的希望，因为民间一直认为它有着‘包医百病’的功效。”{20}在其他刑罚的执行上，行刑方式和过程的非人道性一直如影随形，如水牢使囚犯饱受风湿和蛆虫钻咬之苦；脸上刺字使人身处闹市如过街老鼠；吃不饱，穿不暖，有病难以得到治疗等等。为此受到有识之士强烈的抨击。二战后，《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相继提出了禁止酷刑，赋予罪犯人道主义待遇的伦理和法律要求。如《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加以酷刑，或被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这些国际法律文件的实施，逐渐促进了刑罚执行的文明程度。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法学类刑法伦理性研究(8)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