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防治商业贿赂研究报告(2)

    二是设立独立性强的高规格调查机构。许多国家都设立有专门的反腐败机构，负责对包括商业贿赂在内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为了增强工作的独立性及权威性，避免受到人为干扰，这些调查机构规格往往很高，多是直接由最高领导任命并对其负责。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制度，可以对重大事件，甚至总统开展调查和检控。韩国2001年成立的“腐败防止委员会”(现改为国家清廉委员会)，隶属于总统。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是防止贪污贿赂的最高权力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具有独立调查处置权，局长由总理直接任命并只对总理负责。加拿大设有督察官制度，督察官是在议会下设立的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官员，其工作就是通过行使调查、建议、公开调查结论、报告等职权，对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亚腐败)等进行纠错，起到了发现和积极防范腐败的作用。 

    三是严格查处商业贿赂行为。无论涉嫌商业贿赂的人员是高官还是普通公职人员，无论其贡献多大、才干多强，一律严格查处，绝不姑息变通。如曾被认为很有才干的新加坡原社会发展部长郑章远被揭发出在一宗土地交易中受贿40万新元。郑以为凭着与时任总理李光耀的私交，李就会压下此案。但李光耀亲自过问此案，毫不留情，郑最后畏罪自杀。日本洛克希德事件中，前首相田中角荣在采购飞机交易中收受了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的好处，当时还在首相位子上的田中角荣被逮捕，并于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日本里库路德事件中，76名日本内阁成员、国会议员以及政府部门有关人员涉嫌受贿，最终迫使当时的内阁首相竹下登辞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检察当局连接受请客吃饭等小案也不放过。如日本中央银行一名处长不时同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有关人士一道打高尔夫球并在高档饭店用餐，后来日本检察当局发现这位处长曾向这家商业银行透露了要对其进行不良资产问题突击检查的消息。检察当局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并起诉了这名处长。 

    对我国有关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借鉴： 

    一是加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前瞻性。西方发达国家多数建立的是以事前防范为主的廉政立法体系，是预防性规定，而不是惩罚性规定。他们重视立法对事项作出具体规定，重视可操作性和适用性，重视用法律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如韩国的《实名制法》、新加坡的《没收贪污所得法》、澳大利亚《公共利益公开法》、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等等。对于预防，我们现有《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也有一些地方性法规。但这些多是以政府文件形式发文，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强制性、可操作性及执行力度不够。可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进一步加强预防为主的法律体系建设，把有些规定，特别是公开透明方面的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加强其执行力和约束力。 

    二是不断扩大针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工作覆盖面。我国目前在反商业贿赂方面的法律十分有限，仅在《刑法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所规定，但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如在医药购销方面，因为医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而难有量刑的标准。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可借鉴国外经验，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设置独立的商业贿赂罪。制定的法律规定要尽可能具体和详细，增强可执行性、可操作性。立法要明确贿赂的主体、形式、内容。当前，《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第3条规定，把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样可以弥补很大的真空，像医生收取回扣、“黑哨”事件都可以进行处罚。要明确商业贿赂的反竞争性，不能简单地认定回扣就是商业贿赂，而折扣、佣金就是合法支付，等等。 

    三是加大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力度。建议对商业贿赂采用轻自由刑、重财产刑的原则，加大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力度，废除目前按固定数额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而改为按违法所得或所影响的商业量的百分比来确定罚款的数额。同时完善民事责任，明确受损害经营者的范围，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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