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视野下的两个国度——马丁路德政教观研究(6)

第三章 两个国度的教义基础与发展历程

根本对立。两城的根本对立是在信仰层面的，但在世俗生活中，是彼此相混。因此，用“二元对立”的说法是无法概括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奥古斯丁的思想既有一种两分法的倾向，又超越了各种过于绝对的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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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绝对的社会两分观念，奥古斯丁强调“两座城”在世俗中“彼此相混”，

共享“地上的和平”，超越了现实社会的二元论。一言以蔽之，“两城说”虽然有一定的两分倾向，但既不是存在论（ontological）上的二元论和灵肉的二元论，也不是现实生活的二元论，并且它区别于一种静态的社会两分法，是一个始于世界之创造，贯穿尘世历史之全程，终于世界之终了的历史神学体系。② （二）两权说

5世纪末时，教会面对罗马帝国解体和混乱的社会秩序，不得不思考如何处理。492——496年任教皇的格拉修斯一世（Gelasius I）提出了“两权说”，史称“格拉修斯原则”，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直至今日仍被经常引用和讨论。这个原则是在格拉修斯写给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塔修斯（Anastasias）的信中提出的。信件大意如下：

“皇帝陛下：这个世界首先由两种权力统治着：教士神圣的权威（auctoritas）和皇帝的权力（potestas）。两者中教士的责任更重些，因为在末日审判时，他们就要国王的命运向上帝作出交代。您知道，最仁慈的儿子，尽管您的尊严高踞全人类之上，不过在负责神圣事务的那些人面前，您需虔诚地低下头，并从他们那里寻求得救之道。您明白，根据宗教制度，在神圣事务的接受和正确管理问题上，您应该服从而非统治。在这些事务上，您依赖他们的判断而不是使他们屈从于您的意志。因为，如果主教们视您握有的皇权为神所授，在世俗事务中服从您的法律，那么请问，您应该以怎样的热诚服从那些负有管理神圣事务之责的人们呢？”③

他在另一处写道：“在基督降临世间之前，有些人虽然从事世俗事务，却正当与合法地同时是王和祭司。圣史告诉我们，麦基洗德就是这样的人。魔鬼也在他的人民中仿照这个做法，因为他总是以暴君的精神要求得到像上帝一样被崇拜的权利，于是异教的皇帝都成为大祭司。但是，当基督这位真正的王和祭司莅临后，国王不再享有祭司的头衔，祭司也无权得到皇权的荣耀。?? 因为基督了解人类的弱点，为了其臣民利益，以精妙绝伦的安排厘定了两者的关系。他根据它们自身适当的行为和不同的尊荣，将两种权位区分开来，以使他的臣民因健康的谦恭而得到拯救，而不至于因为人类的骄狂而再次迷失。这样，基督教皇帝为了得到永生需要教士，教士在世俗事务上依赖皇帝政府的管理。按这种安排，精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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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古斯丁的思想与二元论的更多论述可参阅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87-112页。 ②

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93页。 ③

Brian Tierney，The Crisis of Church & State,1050-1300,with Selected Documents,pp.13-15，转引自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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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个国度的教义基础与发展历程

远离尘世的侵害，‘上帝的战士’也不会卷入世俗事务，而那些从事世俗事务的人也不再掌握神圣事务。这样，两种秩序都保持着其谦卑，他们都不会通过使另一方屈从于自己而得到提升，每一方都履行特别适合于自己的职责。”①

格拉修斯界定了教会与政府各自的任务与权限范围，教会负责人的灵魂得救，使人向善，关注于人的内在。政府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现世的稳定。因此世界在祭司的神圣权威和君王的世俗权力共同管理之下，而这两者的权柄都出自上帝赐予。两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同时互相合作。由此两权说确立了政教分权的形态。 （三）两剑说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已在总体上主导了欧洲社会。教权的影响十分巨大，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曾用日月来比喻教权与王权，教皇是太阳，国王是月亮，太阳大于月亮，教权大于王权，月光来源于日光，王权源于教权。并且教士们根据《圣经·路加福音》22章38节的经文进行了含有政治色彩的寓意解经法，认为经文中提到的两把剑寓意精神之剑与物质之剑。在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的《一圣通谕》（Uman Sanctam）中，“两把剑”的象征被发展为一种基于教会至上的统一，而世俗君王则以二元论的名义挑战这种逻辑，不承认教皇同时拥有两把剑。随着世俗政府力量的强大，教权曾一度受制于世俗政府，这可以从9世纪开始意大利封建诸侯控制教皇以及“阿维农之囚”②看出。教权面对王权开始居于下风。为了解决严重的政教冲突，维护教权不受君权的掣肘，被誉为中世纪日耳曼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弗莱辛（Freising）主教奥图（Otto）重新强调教权至上的“两剑说”。③他认为路加福音22章38节的经文意味着耶稣将圣俗两剑都交给了教会，这两把剑即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一把供教会使用，一把为教会使用。通过为国王加冕，教皇将世俗权力赋予国王，用法律概念讲等于是国王只具有世俗权力的使用权，其真正的所有权在教皇手中。

奥图在他的《两城史》(Chronicle or History of the Two Cities)中发展了奥古斯丁的两城说，将不服从教权的王权归入地上之城，并将上帝之城变为基督之城意指教会。并认为与基督之城抗衡的地上之城都将失败，这是善与恶的对立。奥图在教权与王权冲突时抛出这种理论，也仅仅是为逐渐衰落的教权进行理论的维护。

在14世纪之后，关于政教之间的关系发展出两套模型：神权政治的模型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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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Tierney，The Crisis of Church & State,1050-1300,with Selected Documents,pp.13-15，转引自丛日云《在

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237页。 ②

当时法国处于卡佩王朝的腓力四世（Philippe Ⅳ,1268—1314）统治下，因对英作战而向教士征税触犯了教皇的利益，后又因司法权的问题双方再起冲突，被教皇革除教职。腓力四世召开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并最后用军事手段控制了教皇。此后在1309—1378年长达近70年的时间里，教皇被控制在法国的阿维农，并且在此期间内所在位的7任教皇都是法国人，并受法国国王的控制，成为“御用教皇”。 ③

关于两剑说的的提出并未有统一的观点，有人认为最早提出两剑说是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但他是阐述基督徒天国生活与世俗生活关系的。另有学者Gerard E.Caspary认为两剑说出自教父奥利金（Origen），但并未得到多数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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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个国度的教义基础与发展历程

家高于教会的模型，然而每一种模型都拒绝任何二元论立场，但二元论倾向的逻辑并未消失，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二元论的逻辑既不是中世纪晚期最典型的逻辑，而且当政教关系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重提的时候，也不是一种有影响的逻辑。①

从奥古斯丁到奥图，教会提出的政教关系立场越来越倾向于世俗化，政教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而教会的政教理论思想已经不适合现实环境，而新的政教思想也在这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中孕育，到宗教改革时代最终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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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伯恩斯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下），程志敏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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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个国度与一元视野

第四章 两个国度与一元视野

路德的两个国度提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除了宗教改革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外，中世纪的政教之争也是理解路德两个国度理论的背景之一。 一、中世纪的政教之争与两个国度的提出

在中世纪，关于政教关系的观点主要有罗马天主教的神权逻辑以及某些世俗政

权的二元论逻辑，二者之间争斗不断。从理论上和现实中政教关系当时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理论上教权高于政权

在中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会拥有自己的税收和财产，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统治方式和法律体系，已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团体，在某些方面甚至发挥着政治组织的功能。教权派用“两个阶级”即“属灵的阶级”和“属世的阶级”的理论来维护他们的权力。按照罗马天主教的说法，圣职人员属于属灵的阶级，而平信徒属于属世阶级，当然平信徒也包括世俗统治者在内。属灵阶级可以介入属世阶级的事务，而属世阶级却不可干预属灵阶级。他们用这一理论来抑制世俗政权的过度扩张，强调属灵阶级高于属世阶级，弱化世俗政权的管理，由此导致双方斗争此起彼伏。虽然当时“两权说”被各方广泛接受，但是让教皇同时具有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两剑说”却引起世俗政权和一部分教内人士的质疑和反对。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虽然罗马天主教会强调教权高于政权，并且教皇同时配有圣俗两剑，但并不是两剑都是直接配有，而是一把剑供教会直接使用，另一把剑为教会间接使用。因此，虽然教会强调教权高于政权，但没有提出教权在世俗事务上也是最高的。也就是说，精神权力高于世俗权力、精神权力在世俗事务上高于世俗权力，这是两个概念，罗马天主教强调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教皇对世俗君王的管辖权是精神层面的，并不是政治权力上的直接上下级关系。一旦世俗君王有违背教会法规的举动，教会就会通过教会法规对身为信徒的世俗君王进行宗教处罚。①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已深入到欧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皇通过宗教方式的处罚就可以达到间接管辖世俗君王的效果。尽管如此，但这不等于是教皇可以直接管辖世俗君王。这其中所表现的法理概念，即间接权力与直接权力，虽然间接权力可以达到和直接权力同等的效果，但从程序和出发点上来看，这两者是不同的。

因此，教皇强调的教权高于政权只是保持教会的间接的权力，并非直接权力。理论上虽有此论，可现实中教权与政权之间的重合纠缠之处太多，尤其是集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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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宗教处罚一般包含停领圣餐或是绝罚。参阅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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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个国度与一元视野

现在人身上。当时教权在与政权的斗争中已处于下风，但教皇却依然用业已形成的理论维护教权在世俗领域中的地位。路德反对教会干涉与信仰无关的世俗事务，因此他对教皇干预世俗事务的做法有很多的批评。 （二）现实中信仰受世俗权力影响

一般认为，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世俗政权听命于教皇。一言以蔽之，教权覆盖了整个西欧世界，控制了文化，阻碍了发展，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实际上并不如此。中世纪是否真的黑暗，学术界已有了不同的声音。①不过当时基督教文化的确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任何事务都会或多或少与宗教产生联系，即使是错误的事，也会被认为带有某种宗教意义。然而实际上很多黑暗的缘由是与世俗政府分不开的。

早在9世纪，意大利的诸侯就开始控制教皇，虽然后来在叙任权斗争中教权一度从劣势占据上风，但接下来发生了使教权极具衰败的“阿维农之囚”事件。这一时期是世俗权力发展的黄金时期，教权沦为世俗权力的附庸。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信仰是无形和超越性的，但身为个人的信徒和有形组织的教会却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坏境之中。其外在性的一面导致信仰绕不开与世俗政府的关系问题。虽然世俗政府无权管辖人的信仰与精神领域，但人的肉身却不得不受控于世俗政府的管辖，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比如被认为中世纪黑暗的一个重要因素——宗教裁判所，看似是针对宗教问题，应由教会负责，实际却并非如此。以被认为最黑暗的西班牙裁判所为例，其拥有高于圣职人员与修会的权力，然而控制它的不是教皇，而是西班牙国王。宗教裁判所的例子可以看出宗教受制于世俗政府的一面。在此可以认识到的是，教会中的信徒作为个人，其内在的超越性和外在的现实性保持着一种张力的存在，但由于人是整全的存在，因此世俗政府可以通过管辖肉身的方式进而影响信仰。因此到了16世纪最初10年，欧洲大陆权力基本已从罗马教庭转移到了世俗政府。②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又瓦解了教会主张的普世主义，从而给了世俗政权更多控制信仰事务的机会。

面对世俗政权对信仰的干涉，路德也在思考关于世俗权力的问题，后来经历了被帝国国会通缉和著作被焚烧，以及在1522年11月7日， 萨克逊的乔治公爵下令禁止买卖路德所翻译的新约圣经，并要求人们上缴私藏的路德版圣经。从而促使路德很快作出对世俗权力责任与权限的构思。 二、两个国度的具体内容

在面对教皇主张同时拥有两剑的权力以及两个阶级的问题上，路德在《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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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以及王晓朝，<清除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五大误解>，《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集》，罗明嘉、黄保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②

A·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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