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7)

第二，提倡新时代的孝文化。百善孝为先，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虽有孝心，却心有余而力不足。“4-2-1”结构的家庭越来越多，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下降，空巢老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要在广大青年中间，在整个社会中间进行孝道的宣传。如果每个做子女的都能尽到自己应尽的赡养责任，空巢家庭就会减少，空巢老人就会找回属于自己的天伦之乐。

第三，“积极老龄化”应对空巢。面对日益严峻的空巢老人现象，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共同行动。解决老龄问题需要全社会人人参与，同时人人都可以从中受惠。积极老龄化，就要摆脱“空巢心理”，实现老年人的自我心理调适。要从思想上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减轻对子女的心理依恋。在生活上要找到乐趣，培养自己的兴趣，充实精神生活。老年人要多与社会接触，多参加社区活动，或者与老年朋友们一起聊天、散步，进行户外运动等，有利于老年人开阔视野、转变观念，抛弃心理上对子女的依赖感。

“完善居家养老模式，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加大政府投入，这些都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的积极措施。”如果我国的空巢老人的生活能得到有效保障，长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十分巨大。

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申博热”的背后

【社会问题的背景】

(1)调查表明，目前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不包括硕士)，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

(2)资料显示，自1982年我国第一批6名博士研究生毕业到现在，博士招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2008年，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笔者不反对博士扩招，毕竟从人才储备的角度看，我国的高层次人才比例要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博士毕竟是高层次人才，其招生应该与社会的需求、导师的能力与条件、高校的培养水平等相适应。

(3)据调查，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校中每个导师同时指导的博士生人数一般为2—3人，5—6人属较高水平，而在我国高校，大部分都远超过人家的“较高水平”。研究生带多了，师生交流等培养环境自然会出问题，更不要说博士生导师中，很多是高校领导且在社会上有挂职，社会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较多，根本就无暇顾及学生。

某种程度上说，一名导师带十几甚至数十名研究生，这实际上是将研究生与本科生教育等同，忽略了研究生是“准科研人员”的角色定位，背后散发的是教育公司化、功利化的浓重气息。近年来，高校申请博士点的热情是一浪高过一浪。较之于高等教育发达的美国，美国1000多所本科高校中，设置博士生项目的约有250所；而目前我国700余所普通本科院校中，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就有310多所。究其原因，博士点在高校不仅代表着不菲的经费，也是大学办学好坏的重要标准，因为无论是对高校绩效评估还是高校排名上，博士生的培养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

(4)有利益必然有江湖，有江湖就会有猫腻。据报道，许多资质不全的申请院校和机构，为获申博成功，通常采用造假和公关两手并举的办法。一是将其它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

导等，拉到自己的旗下，“变”成本校教师；二是四处打点，向评委送钱送礼，早已成了各高校“公开的秘密”。南方某高校，就曾被曝为申报博士点专门设立了一笔总额达数百万元的专项公关经费。而一旦申报成功，所在院所可就实现“破蛹化蝶”式蜕变，许多不具备博士生指导能力的教授们，一夜间摇身一变都成了博导。

(5)2009年4月20日，西北政法大学正式向陕西省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对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确定的第十一次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进行重新评审。

2009年3月27日，陕西省学位办组织来自北京、江苏和陕西的21位专家，在陕西宾馆召开了评审会议，最后投票确定两所大学为拟立项建设单位，西北政法大学落选。

消息传出，极端失落的情绪迅速在校园内蔓延，百度贴吧、天涯论坛、西北政法大学的BBS上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10余名师生向省政府送交声明材料，抗议博士点评审结果。

由于落选院校及其部分师生的强烈不满，3月30日，陕西省学位办紧急召集8所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开会，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2009年4月11日，陕西省学位委员会蒋德明、安芷生两位副主任委员召集8所学校的校领导开会并宣布：鉴于有的参评学校申报存在“材料不规范”、“数据不真实”等问题，严重影响评审结果的公正，各学校应按照统一标准重新填报材料；省学位委员会将在严格评审所有申报材料并对各申报学校票决后排队，公示两个得票最高的学校作为拟立项建设单位；所有申报内容和数据的真实性由学校负责，学位委员会将不再审查材料的真实性；如果接到造假举报，一经查实，将一票否决，排名在后的学校依次递补；3月27日的专家组评审结果仅作为参考。

各申报学校于2009年4月14日上午10时前重新提交了申报材料。贾宇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当天15时，省学位委员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维持3月27日专家组评审意见。4月16日，省学位委员会再次召集8所学校的校领导，宣布了此决定。

“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在这次评审工作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专家组成不合理，理工科多，文科少，且来源集中，易相互影响；其二是专家评审时间仓促，头一天刚到西安，第二天就听取答辩，答辩结束不到半个小时，评审结果就出来了；其三，有的院校申报材料中存在明显造假内容，省学位委员会却未对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贾宇说，“各学校重新提交申报材料后，省学位委员会却没有按照4月10日的会议决定对新材料进行审查并投票表决，而是要求到会委员对3月27日专家组评审结果举手表决，这不是出尔反尔吗？而且，到会委员也没有达到?过半?规定，29名委员中仅有13名出席。”

针对西北政法大学的质疑，陕西省学位办选择了沉默。4月24日，陕西省学位办主任孙朝以“出差不在西安”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西北政法大学的质疑声并非个案，今年3月初，徐州师范大学因申博失利，甚至出现了教授停课风波。

除了影响到师资队伍稳定和学校荣誉等问题，记之所以申博风波迭起，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还在于国家对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进行了政策调控。此次评选结束后，2015年前将不再进行新的评审，这意味着下一次申博至少是6年之后。

【核心观点】

(1)其实所谓的“申博热”，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广大的学子争相“申请读博”，另一层含义是众多高校竞相“申请博士点”。前者可能源于学子们对“学历”追求，而后者，问题或许更大。因为无论对于学校还是教授，取得了博士点无疑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富矿”。首先，博士点是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也是学校领导的政绩。其次，学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获得政府拨发的人头费和学生交纳的学费。第三博士生是博导的廉价劳动力，可创造出更多的“学术成果”。而有了博士点后，无论学校还是教授，申请重要的研究课题将更加容易，而每个课题都意味着大量的科研基金。正因为有着如此诱人的利益，才使得许多大学丢失了原有的学术原则。

(2)作为高等教育的顶尖层次，博士教育不仅反映一国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响着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与未来走向。如果博士教育过于功利化，不仅难以保证培养质量，还会带来就业难等社会问题，造成国民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3)目前我国的“申报博士点”，至少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评审过程不规范，操作程序不公开，留下了猜疑空间；二是专家评审制度频遭诟病；三是学位制度建设逐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重名分甚于对学术的追求。

(4)现在的大学成了利益主体，既不是由国家完全指定，也不是市场化的运作，而是“分配名额”自己去争，这个做法必然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很多“外行”的评委根本不知道如何评价申博问题，而且太多复杂的考量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评审制度能够合理解决，这是决策制度本身造成的缺陷。

(5)各大高校的“申博热”(申请博士点)，反映出高等教育改革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政府与高校的法制化，这其中涉及到诸多法律问题。如学位授予审核主体和法律地位、各个关系主体的权限划分、审核的方式、程序、效率等等，这些问题出在教育法，但是根子还是出在政府法治。许多旧的教育法律法规到今天显然已经不适应。博士点也好，硕士点也好，还有本科专业设置，都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于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权力来源及权力行使的合法性等，行政法提供的理论支撑还不够。所以关于申博热的问题，还是需要国家的立法部门出台更加明确化的教育法规及执行细则，明确申请、评审的流程，增加评审的透明度，方为上策。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申遗涨价”事件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8月17日，南岳大庙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在南岳电信宾馆举行。历经三个多小时，最终南岳大庙门票成功地由目前的40元/人次调整到50元/人次。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尹同君表示，调价方案将上报湖南省物价局，如获准，将在公示半年后实施。据悉，南岳大庙此次上调门票价格是为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2)据了解，2007~2009年，每年进入南岳大庙的香客和游客人数分别为152万、163万和170万多人次。大庙的门票收入分别为5531.31万元、5932.73万元和6271.15万元。但与逐年上升的门票收入相比，背后负担的开支则是更加沉重。

湖南省价格成本调研队对门票的监审报告表明，高额的运行管理成本，致使南岳大庙涨价“势在必行”。南岳大庙隶属于南岳管理局，管理局下设22个部门。而此次南岳大庙门票定价成本主要包括这些单位管理运行成本与专项费用开支、单位未来建设成本。

其中，单位管理运行成本包括了管理局中心景区管理处、风景资源办、门票处、旅游局、文物管理处等22个部门的人员经费支出、公用支出、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用专项经费等。

成本审核表上显示，以2009年为例，22个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基本工资发放了1003万元，津贴905万元，奖金149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94万元，加上“其他”一项738万余元，这22个管理部门的人员经费合计2990多万元。

在《南岳大庙门票成本审核本表》上，记者看到，第三项为“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007年的支出为空白，2008年和2009年的支出分别为259万余元、323万余元。而“公用支出”这一栏中，交通工具购置费和招待费开销巨大。2008年的交通购置费为251万余元，2009年为207万余元。招待费在2008年支出了825万余元，2009年达到了895万余元。

湖南省价格成本调研队的专项监审报告指出，以2009年例，南岳管理局22个部门的管理运行成本按27.5%的比例计入大庙的成本为2154万余元。即相当于一张门票要承担22个管理部门运行成本的四分之一以上开支，分摊到每张门票中的费用是人均24.18元。

(3)除了高额的管理运行成本，南岳大庙每年的“专项经费”支出也很惊人。2009年，大庙旅游宣传费花费了279万余元。大维修分摊594万余元，其他大庙分摊510万余元。而在南岳管理局列出的近5年基建投资明细表中，香炉维修一项为420万元，公厕新建一项为197万元。

大庙内一位法师说，近几年只建了一个新厕所。有代表认为这比一栋楼成本还高。当地一名官员的解释是，197万元建厕所不是怪事，衡山是5A级景区，厕所必须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因此，尽管2009年南岳大庙的门票收入达到6271万余元，但每年递增的高额管理成本，以及大庙正常运行、保护等费用不断增加，让管理者焦头烂额。

记者了解到，南岳大庙上一次调价是在2006年，门票由20元/人次涨至40元/人次。衡阳市物价局建议此次调整到51元/人次，这符合国家规定门票价格在50元/人次以下的涨幅不超过35%的规定。而涨价期限，刚好过了3年，符合国家规定。

参会的消费者代表罗秋林律师对提价的理由、程序以及成本核算提出了诸多质疑。8月23日下午，他在电话中向本报记者指出，行政机关的管理成本应纳入财政预算，不能纳入南岳大庙来进行分摊。如此摊入成本，没人解释其法律依据何在？并且，成本核算中可能存在虚列成本的问题。如：在成本审核中，南岳大庙由22个管理部门进行管理，22个部门定编人数是多少？实际职工是多少？其中在岗的有多少人？这些问题，根本没有细致的陈述。

此外，报告中的征地补偿达20多万元/每亩，几乎将近是湖南省规定标准的5倍。这样的高补偿令人吃惊。罗秋林律师表示，将申请行政信息公开并申请审计部门对其中开支进行审计，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4)目前中国拥有40处世界遗产，数量排名全球第三。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如今有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队伍，已经排到了下个世纪。而随着日前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成功，一时间各地再次掀起“申遗热”，但“申遗”的成本却越来越高。牵头中国丹霞地貌“申遗”的湖南新宁县，为这次“申遗”花了4亿多元人民币，“中国丹霞”六地共花费了十几亿元。而2007年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贵州省荔波县，因“申遗”更是欠下两亿多元的债务。

(5)各地之所以不顾高额花费，依然对“申遗”热情不减，恐怕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而主要是为了提高景区知名度，进而提高门票收入，赢取更多经济效益。“申遗”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目前体现得特别突出。有调查显示，71.8%的人认为，当下“申遗”功利性太强：成功申遗的景区，门票价格都得到了大幅上涨，福建土楼，上调幅度从40%至300%不等；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等6处景点，淡旺季门票价格均涨了一倍；张家界、武陵源等，也贵了50%……在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而不是更好保护遗产的情况下，不少申遗成功的地方因缺乏过硬的保护措施而屡被警告：“三江并流”建大坝问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北京故宫、丽江古城、西藏布达拉宫被要求整顿；武陵源只重迎客，无视保护，景区内宾馆等旅游设施泛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严肃批评；张家界更是因过度开发，被世遗委员会“黄牌警告”。为“摘黄保牌”， 张家界当地政府为此又投11亿元整治环境……如此“为?申遗?涨价，为涨价?申遗?”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实在令人痛心。

【核心观点】

(1)“申遗”不能成为门票涨价的充分条件，按照国家规定，应该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游览参观点，制定和调整门票价格应充分考虑群众消费水平，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利益。门票并不单纯是“经营”问题，而应看做一种管理手段，为的是保护文物、维护环境、提供服务。从这个角度而言，很多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完全颠倒了其中的逻辑，因为“风景名胜”不只是商品，公益性、公共性才是其本质属性。

(2)目前旅游景点的管理体制仍不清晰，在“市场化”旗号之下，一些地方旅游景点为追求利益最大化，重开发、轻保护，少投入、多产出。这样，提高门票就势不可免，使得消费者将最终为涨价埋单。这是一种变相的“转嫁成本”，本质上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一旦使旅游消费者“心生反感”，就得不偿失了。

(3)无论政府运营，还是市场运作，都无法改变风景名胜的公益性、公共性。即使旅游资源是摇钱树，政府也只是管理者；即使风景名胜被市场化，政府管理、保护的责任也不能丢。如果把公共资源的垄断经营权当做创收手段，则更是与民争利，背离公共服务的本义。

(4)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确实是我们后人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相关成本就该全部由游客分担——且不说门票价格可能不仅包括维护成本，还留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更何况，世遗保护和门票涨价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反倒可能构成矛盾关系。相关的旅游部门，应该学习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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